W指出，隨著城市發展，教育環境也隨之改變。（圖片來源：lugebeta@Unsplash）
W在澳門時曾是一位中學教師，在近十載教學生涯中有過成績感滿足，亦遇過阻滯感失落。然而，面對政策變化對教師帶來的限制，他漸感無所適從。而今他移居台北，轉而專攻廣東話文化教學與推廣，望可在國語使用者之中闢出一方屬於廣東話的領土。
從留學台灣、回澳工作到最後離澳，W所珍重的一直是記憶中的澳門。小城近年急遽變化每每感失落，他亦坦言選擇離開、與這座小城保持相當距離，反而能守護心中尚餘的懷念之情。
識講廣東話 未必識教
鑽研教學方法助推廣
多年來，W熱心於推廣粵語文化。約十年前，他在台灣讀大學時曾開設學生社團「廣東話社」。自2019年移居台灣後，他再嘗試「復社」，除推廣廣東話外也積極拓展教學資源，望教學相長。
他指出，廣東話教學師資培訓很重要，本來已熟悉廣東話的學生，當掌握教學技巧後可向外收學生。只要多了人學廣東話，就不擔心未來會失傳。學生對港澳文化、電影感興趣，同樣欣賞粵語文化。「（廣東話社）在台灣的大學社團之間也算是一個頗特別的存在，只此一家，當時沒有其他地方是教廣東話的。」
W身兼多職，包括開班授課廣東話、線上私教等。他就指，在台灣教授廣東話門檻低，只要教師懂粵拼、知道如何組織課程、經營課堂，就不難達成，但這難確保師資優良。同時亦希望自己的教學經驗可漸漸帶出行業規範，讓其他有意教學的人知道如何做。
W的授課紀錄。（來源：受訪者提供）
除教授語法外，糾正學生的發音也非常重要，W亦會提供情境讓學生聯想用字。他舉例指，國語系統中聲母韻母都較廣東話少，只熟習國語／普通話的學生只能模仿發音，或會失真、發不出音，糾正他們就很重要。另外，提供情境如吵架、接電話、落單等，有機會讓學習者練習以廣東話即時表達情感及需求，同時累積詞彙。
廣東話特別之處在於單字已可簡潔地表達許多狀態。W舉例，形容手與物件的關係和動作，就有「擗」［劈］、「抌」、「掟」等等。又如「冚人一巴」，具畫面感之餘，甚至能描述心情、情景。反觀國語／普通話只能用一整個句子來表達同樣的資訊量。
「傳承」廣東話為教學最大理念
問到W重視廣東話的原因，他表示，廣東話某程度上保留了東亞現代化之前使用語言的實質面貌，特別處於中文體系內、但有別於國語／普通話的呈現方式，同時保留了很獨特、穩固的文化族群。
個人而言，W最希望是到老時仍能聽到年輕人講廣東話，達致「傳承」。即使一代人死去，但語言並不就此接連消失。
「長遠來說，或者一百年之後，我希望廣東話還有很大群人在說，它可以在一個社會、某個社區裡面存在著。大家在這個社區裡直接用廣東話溝通，很順暢地表達所有東西、做到各種各樣的事，互相理解，還可以表達很多其他語言不容易表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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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為學員準備的廣東話教材。
曾在澳中學任教近十載
教師處境隨政策變動搖擺不定
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的W曾在澳從事中學教師近十載。工作曾為他帶來成就感，惟亦漸見在澳任教所面臨的約束。教師工作福利不俗，生活模式亦相對規律，然而，隨著城市發展，教育環境也隨之改變，W漸感受到在學校裡已難適應。
W形容，以往學校裡圈子相對固定、改動較慢，有些事物仍延續較熟悉的模樣。W常與學生分享不少以前澳門見聞，以及自己對人生的見解。「對我來說，這些是令我留戀的部分，與資深教師交流亦可一窺舊時代澳門的輪廓。」
然而，近年教師環境因政策變動而不再穩定，例如某些教師被解僱後難再回到行業內，政策亦新增對教師任教資格的要求，例如要求大學畢業、專科專教等，某些原來跨科教的老師亦受到限制。
二十世紀末的澳門對W而言曾是個「很適合隱居」的地方。（圖片來源：Aden Lao @Unsplash）
強推愛國教育 部分老師所適從
另一方面，W亦認為，官方強推愛國教育也令部分老師無所適從，即使跟著教科書講都可能被投訴。官方安插內地教師到每間學校作監督，或限制老師授課內容不可偏離「主旋律」，先灌輸教師某些政治觀念，再從而影響學生，「這些都是政策需求。」
W續稱，「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就會知道，教育環境已經變得對教師很不公平，不要說是否友善，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狀態。⋯⋯可以想像它（愛國教育）是一個有階段、逐步實現某個目標的過程，主要都是令到他們（學生）對五星旗有歸屬感，對內地政權有好感，他們期待做到這件事。即使做到最差都起碼是熟悉、甚至是一個『認命』的狀態，認為自己離開不了，只能夠接受他們的統治。」
W認為，正因此，政策對教師造成某程度上的壓迫。大部分教師成長於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對老師來說是認知失調的狀態。一方面是要跟從政策，一方面自己有一套想法。這一套想法和官員期待大家（教師）會有的想法是很不一致的。⋯⋯唯有就是自己想辦法去調適它，造成各種痛苦和壓力，更要交差。」
官方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是否真正在做教育？還是做宣傳？教師在其中是否漸成為公務員般的角色？或將來與內地教師看齊、接軌，成為官僚體系一分子？「這是官方未來廿年會做的。」W坦言，並不希望澳門為了迎合其他地區的需求而急速現代化發展。除金錢以外，漸漸難在工作找到價值。
賭城青年對生涯感困惑
教師投注心力盼成為引路人
訪間期間，W亦分享對澳門的教育觀察。他認為，多年來遇到的學生大致分兩類。一類仍憧憬澳門賭業，畢業入賭場搵錢。「他們會問，阿Sir你讀這麼多書，賺的錢和賭場相比還是低一段，為什麼還要教書、叫我們讀這麼多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很難想像在其他地方會遇到這樣的問題。」W唯有向學生說，若冀望未來升職加薪、建立自己專屬的東西，很可能需要更多知識、學歷。「但這些對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不是這麼容易接受。」
另一類學生則更重視自己活得快樂，有志於賭業以外，或離開澳門。「長遠來說，除非家境很好，否則大家都在各種困惑，應該要做什麼事、應該要怎樣去找未來的方向。」
W形容現時不少本澳年輕人「唔憂柴唔憂米」，在他們身上似乎看不到以往一輩人的焦慮。然而，教師要對學生職涯或人生規劃提供建議，就不能再套用過往的模式，教師亦感困惑。「相當不容易，因為我們的階級某程度上是低過這一群學生。」
學生關心政治嗎？W就指，新一代或會認為政治「唔關自己事」、「無所謂」，生活也是這樣過。學生的家人或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學生）甚至會認為，你上課講的東西和我在家裡聽的東西不同。」
W有感若繼續留在澳門，自己對城市的記憶將在每日生活變化中慢慢磨蝕。（圖片來源：Jet chen@Unsplash）
澳門曾擁抱各式自由、多元價值
惟舊日已逝
二十世紀末的澳門對W而言曾是個「很適合隱居」的地方。「澳門混亂過，也有很長時間擁有各式各樣的自由。不是說人家容許你做什麼，而是根本沒有人理你做些什麼。」他認為，當時沒有人阻止你，也不以鼓勵、引導你做些什麼，澳門曾有過最自由的狀態。「完全可以憑你個人有什麼希望做的事，或是個人興趣、真正的熱誠，來維持著你想做的事」。
當時W仍是小學生，感受到在澳門能接觸來自廣東省、香港的文化，而在教育或文化方面也隱約感受到來自台灣的影響。即使身處小城如澳門，仍能接觸到世界上的不同變化和話題——與香港雖近、仍保持一個海的距離；與內地相鄰但以口岸分隔兩地；又並非如台灣一般，因島國地理條件影響而形成封閉環境。可感受到澳門有其獨特之處。
「憑著小時這些記憶，在澳門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觀察角度，比起香港人會多一個視角。從澳門出發去看某些事、面對某些變化時，會有自己特別的風格 。⋯⋯九十年代，人們想去闖天下會去香港或台灣，如果搵夠、想躲起來，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生活成本在澳門（生活）。」
記憶是生活的基底
離開澳門後才能安心重返
W形容自己是個依賴回憶的人。十多年前已明顯感覺到熟悉的澳門正在逐漸消失，後來決定離澳。他指出，這並非因應某類政治或社會因素，而是有感若繼續留在澳門，自己對城市的記憶將在每日生活變化中慢慢磨蝕。若動身離開、保持一段距離，或可留存腦海中的情境。
人在台灣，W暫時計劃等澳門的變化穩定下來、或變到面目全非時，才再安心地重回舊地，當作一個陌生城市去重新認識。
事實上，另一個促使W離開的主因是澳門樓價過高，難在城內安身立命。「很難預期未來澳門在30年內都可以提供（你）一個很穩定的工作環境，你背不起那筆債（房貸）。假如你還了十年錢，忽然失業或工作環境不穩定、很動盪的狀態，怎樣繼續還錢？更不要說要說服另一個人與我一同生活，結婚、過下半輩子。」
異鄉人在台生活如何？他分享道，好處是可掌控對本地事務的參與度和距離。但在澳門難保持不被社會直接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澳門）沒有所謂保持距離這件事，它就是你的生活環境、甚至你的內心環境的一部分。」而變化直接影響人的內心世界，感到不適應。
台灣街道。（圖片來源：Markus Winkler@Unsplash）
W形容，台灣的變化相對較慢，「在（熟悉的）環境裡，過往我的很多記憶可以保留，找回那個地方就勾起記憶。我算是很幸運的，過往（在台）很多都是開心的記憶。」
當遇到挫折、困惑時，W在台會回到某個熟悉的地點、尋回那份過往的感覺，再穩定思緒、組織未來的路，他便感到重獲能力以面對難題。「人總會面對某些困惑或挫折，需要一些很穩固的基礎令我們站起來。對我來說，這些記憶可以作為這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