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六月初掀起#MeToo風暴，在社會強大輿論壓力下，立法院七月中旬提出修訂「性平三法」，再於月底（31日）起迅速通過法案，加重職場「權勢性侵」的懲罰，同時明文規定禁止任何人與未成年學生發生「師生戀」。在七月底法案快要最後修訂的時分，多間台灣LGBTQ群體發表聯署，指支持「性平三法」修法，但與此同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也發表聲明，希望政府及大眾能提高性別議題的敏感度，把LGBTQ群體的處境也納入考量。
本媒接觸到一名台灣男同志Sky（化名），剖白兩年前被性侵的經歷，背後有著千絲萬縷的父權、社會期望、扭曲心理因素。Sky更指他遭受性侵後，仍與加害者維持同居的關係，「是沒有愛的，但當時我無法回家，只好暫住他家裡，慢慢變成了所謂的伴侶。」
本媒亦採訪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以創傷心理治療的角度，理解更多性侵風險的模糊性，不是一句「斯德哥爾摩症」就能合理化所有事情。
二十歲的男同志Sky：「加害者」是「我沒有能力拒絕的人」
Sky接受採訪時，正在台北市一間文青酒吧門外，很頹靡地抽著煙。剛滿二十歲的他，憶述在大學生涯前夕一段「扭曲」的性侵經歷。Sky剖白說，原生家庭是他最大的傷口，家人對他曾經施暴虐打，讓他不想回家、又不想流落街頭，於是開始了到處借宿的習慣，幾經轉折下，便認識了比他年長五年「前男友」，也就是加害者。
「我剛開始有抗拒，但他還是（硬）上來了。」還未想清楚自己是否願意，Sky半推半就地與加害者發生了關係。事後，他了解到自己不情願，但還是因為「借宿」、「經濟需要」的原因，加上需要安全感、家的感覺，和加害者發展成同居關係，「他說他是我的男友，會照顧我，我當時年紀還小，也算是初戀吧，便以為這就是『伴侶』的關係。」爾後，Sky還是有跟「前男友」發生性關係，但已變成一種生理需求，「我其實是很清楚沒有愛，但從一開始已發生了，好像是習慣。」
直至Sky順利上大學了，能夠以便宜的費用租住宿舍，他這才得以逃脫這段關係，「好像一夜清醒，但也是很實際的，我成功考上大學，也有能力和時間，賺取兼職費用，供養自己的生活。」問到「加害者」對他來說是什麼，「是我曾經沒有能力拒絕的人、在剛開始時性侵我的人——卻遠遠不是情人，因為沒有愛。」Sky重覆地說著，他現在要尋覓「真愛」。
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性諮商心理師郝柏瑋：
男同志更難剖白案情、受害者依戀扭曲情感
「住所是很重要的安全感來源，這個男同志，他沒辦法回家，便生成了一種依戀，這種依戀不一定健康，甚至可以是扭曲的。」郝柏瑋表示，若加害者有權勢、有話語權，或僅僅比他年長好幾年，也有機會形成一種威權感，讓受害者作為弱者一方，違反自己的意願、停駐下來，「有時會合理化這段關係，或是進入討好的模式。」
郝柏瑋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加害者更難入罪，因為經過兩年的同居伴侶關係，會致使最初的性侵行為更被表面地「合理化」，但他強調，「只要當事人不是『完全自願』，有反抗的行為，也不能就此略過。」
他指出，這種性侵案件存灰色地帶，卻也更為危險，「很多時受害者是到『逃脫』一刻，才理解到自己曾經的自欺，好像脫離北韓的人們，脫離那一刻、了解真相的一刻，永遠是最痛苦，」他續說，「這時很容易會出現自殺的情況。」
被問及Sky從來沒有向警方、朋友或親人控訴性侵事件，郝柏瑋認為，男同志的性侵案件更為隱蔽，「因為站出來控訴，也是同時在出櫃，有很多人是沒有準備好承受雙重壓力。」作為生理男性，父權社會的期望，也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受害者揭發事件的意欲，「所謂的男子氣慨（manhood）也是影響因素，男性身體一直是公開場域，例如要展露腹肌、表現身材，男同志社群的性開放文化，也影響著他們在情場角力上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