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這句對白出自於今年五月Neflix串流台劇《人選之人 》，並成為台灣新一波#MeToo運動的苗頭。其實，早在今年三月，#MeToo浪潮已在日本悄悄燃起。
英國廣播公司（BBC）於三月發佈紀錄片《獵食者：J-Pop的祕密醜聞》，爆出日本娛樂大亨強尼喜多川長年對其公司「傑尼斯事務所」旗下的男藝人作出侵犯及猥褻的行為。在今年的#MeToo浪潮中，該事件為較轟動的男性性侵案，惟事件能否打開亞洲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性侵受害者認知之窗？
以香港情況為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形容，香港的性別與性暴力意識尚有極大進步空間，同時存在不少迷思，而這種迷思更常出現在男性受害者身上，令他們難以向他人求助。
然而，社會服務的資源分配，就是一場數字遊戲。社會性別意識匱乏讓男性受害者不敢言，令官方求助數字處於低位，資源分配自然較少，缺乏資源卻又令他們無法求助，變成死胡同。
莊子慧所屬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是一個專門為女性提供性暴力支援服務的團體，對於男性受害者只能提供法律諮詢、電話輔導等服務，但無法提供一站式的輔導與諮詢服務。
社會缺乏性別、性暴力意識
被問到男性受害者的求助「數量」不多的原因，莊子慧立即糾正：「是數字。」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是從不同服務機構及警署收集的，而在這個社會環境中，男士的求助數量不多，所以未必能真正表達到社會需求或狀況。
據社會福利署二〇二二年《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統計報告》資料顯示，性暴力受害者的呈報人數共有740人，當中96.2%為女性，只有3.8%為男性。
「男性說性暴力這件事其實已經很困難，男性很多時候在社會上被假設是強者，怎樣跟別人說這件事？」莊子慧認為，男性受害者的求助數量少，是緣於社會對於性別意識低。即使女性受害人，她們要求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社會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目光，往往讓她們難以開口，遑論男性受害者。
莊子慧指出，現時法例上並無明確字眼能夠「闡述」男性被性侵，這令男性更難表述自己曾受性暴力對待。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強姦」為例，條文表明「任何男子強姦一名女子，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即該法例條文已假設男性是加害者，女性是受害者。
性暴力迷思：「『益』了你？」
莊子慧表示，性別意識與性暴力意識是兩碼子的事，人們對於性暴力有多種迷思，例如會認為受害者對加害行為有生理反應便代表同意該行為，而這種迷思對於男性而言更嚴重。
她舉例指出，男性受害人公開經歷後，有機會被有意無意地質疑，「尤其是當男性受害人出來說，很多時候下面的（留言）回應指，是否『益』了你（便宜了你），你那時候是否有身體反應等等。」
莊子慧又認為，法例上的漏洞及社會對性暴力的迷思明顯阻礙了男性受害者去尋求協助，「一個男性，他有勇氣說出來，但對方聽到可能未必真的很明白或者掌握到，甚至可能都會想：男性也能是一個受害人？」
求助數字影響服務資源
「不過，你一開始問『數字』是right track（正確方向），因為社會去擺資源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從數字去看。」莊子慧接回記者一開始問到的「數字」問題。
莊子慧所屬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是一個專門為女性提供性暴力支援服務的團體，對於男性受害者只能提供法律諮詢、電話輔導等服務，但無法提供一站式的輔導與諮詢服務。事實上，在網上可搜尋到的男性性暴力支援服務寥寥可數，較為人知的服務就只有明愛曉暉計劃及芷若園。
莊子慧表示，男性的求助數字不高，坊間亦無法呈現男性受性暴力對待的真確數字，「如果連數字都沒有或者反映不出來，一些擺放資源的人就會想是不是cost effective（高成本效益）；可能我們只有幾個個案時，是否要開專門的服務給你呢？」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形容，香港的性別與性暴力意識尚有極大進步空間，同時存在不少迷思。
她形容，這種思維讓此問題如掉進「死胡同」，沒有數字提供便不會被分發資源，但沒有合適的服務，則難以讓求助數字提高。
現時的曉暉計劃與芷若園都不是只為男性提供性暴力支援，而是不限性別與年齡，莊子慧認為，如某些機構會為所有性別、年齡提供支援，其服務模式有機會變得單一化，未必能切合不同性別求助人的確切需要
她認為，對男性受害者與女性受害者的處理手法不一樣，社工或輔導員需要有足夠的性別認知，「怎樣去讓他們講得出來？他們可能受成長經驗影響，遇到一些事情，被教育了不可以作聲，『男兒流血不流淚』，他們會哭時，其實可能已經覺得討厭，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情緒？」因此，她表示社工或輔導員在與他們溝通時可能要注意，避免男性受助人有一個「悲傷等於弱者」的想法。
她又稱，過往有家暴服務提供者指出，男性多數傾向在輔導期間去進行行山等戶外活動，而非像應對女性受助人般，只在房間內與他們一對一交談，「他們未必覺得是合適，或者他們覺得不舒服，（若）他們不會（再）來，會影響他們真的去求助的意欲。」
打破困局靠傳媒報道、政府研究
要打破死胡同，莊子慧認為傳媒的協助尤關重要，「其實照顧者之前都是無數字的，但為什麼會傳遞到這麼多人留意呢，因為真的去到死了人，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你（受害者）要去到一個絕望的狀況才會有人去關注。」
她認為現時社會有進步，人們會留意傳媒的相關報道、對議題有回應，若傳媒多些報道相關議題相信讓更多人對此有所關注、提出資源及服務的需求。
莊子慧亦認為，政府有責任在性暴力議題上投放更多研究資源，最基本應調查香港有多少人曾經歷過性暴力，才能有更多數據去研究解決方案。
她又表示，政府可參考澳洲研究兒童受虐的做法，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與受訪者進行深入交談，了解他們的經歷。本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也進行一些性暴力相關的研究，「我們沒有很多資料，帶來的轉變很局限，但起碼我們可以發聲，是希望有能力的人或者團體、政府可以找到機會去改變，我認為一些研究的需要是很實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