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疫情嚴重時，有多處域區被列封鎖區，只能進入，而區內人員則不能離開。資料圖片
五月二十六日澳門本地中葡雙語週報《澳門平台》刊登了一篇有趣的報導，題目為〈調查：領導主管愛國比能力經驗更重要〉，其中第一段是這樣寫的：「愛國愛澳，還是學歷經驗更重要？根據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刊登的一篇調查研究指，作為政府部門的一個領導主管，效忠國家和特區至為重要。」（編註：該文名為〈澳門特區領導主管能力素質調查分析〉）
調查結果可謂非常的「政治正確」，立馬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於是急不及待找到原文，看看到底調查是如何做的。
社會調查的信度和效度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測量的問題是否真的在測量你想測量的內容；第二個則是調查的樣本是否有偏差。基於這兩個因素，先來看看文章到底做了什麼。
文章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對一個社會調查的結果進行了描述性分析。調查的內容是市民和公務員如何看待澳門領導主管級別官員應具備的能力。所謂的領導主管級別官員可以參考下方表2，它指的是司長級別以下的中層官員，屬於政策的具體制訂和執行者。
文章調查的內容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測量的問題是在參考了其他國家的基礎上進行設計，看起來問題也不大。（見下方表3）
表 2
表 3
那麼接下來就是如何解讀調查結果。由下表可見，如果只看排名前十的排序，市民和公務員受訪者認為領導主管級別官員應具備的能力幾乎沒有差異。結果顯示兩者的選擇都是「效忠國家和特區」放在了首位。這個排序結果之所以令人感到有點驚訝，有兩個原因。
首先，從公務員的角色來看，強調政治忠誠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但幾乎所有關乎「政策能力」的指標都排在較後的位置就可能是問題了。這不禁令人想起香港董建華執政時期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一段話：
「『向當權者直言進諫』是什麼意思呢？我認為這是指掌握最真確的資料，進行客觀分析，並據此向上司提出最恰當的意見，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諱。我和同事們自入職以來，一直被培養和鼓勵為忠言直諫的公務員，而這種作風，也促使上司、下屬及同輩之間建立互信。這種密切合作的處事方式，使官員之間的關係建基於個人或政治即興的考慮，同時亦為公務人員提供充分的個人保障⋯⋯
在這種制度下，公務員無法藉阿諛奉承、講究政治正確、揣摩上意或拍馬屁而平步青雲。在較為政治化的制度中，上述弊端則必然出現，從而影響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削弱問責制度，令他們怯於『向當權者直言進諫』⋯⋯
我特別強調這點，是因為我⋯⋯深信公務員應該保持政治中立，量才錄用，而並非政治掛帥。換句話說，公務員應該是一份終身職業，專司管治工作。」[1] 陳方安生，2001，〈政務司司長致辭全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4月19日。
其次，從市民的角度而言，「政策能力」指標的排序也令人頗為費解。過去十年裏市民因為澳門官員令人堪憂的政策能力可謂沒少受苦和不滿，例如二〇一四年的「反離補」事件，二〇一七年的「天鴿風災」，還有二〇二二年的一系列防疫政策。難道說市民真覺得「愛國忠誠廢物」大丈夫？[2] 大丈夫，日文漢字，沒所謂、無問題之意。
表 6
答案很可能是因為調查的樣本分佈有偏差導致。之前我說過社會調查的信度和效度除了取決於測量問題，還要看調查樣本的代表性。文章在第四十頁寫到它是如何收集數據：
「調查在二〇二二年六至九月進行，向各公務人員團體和以街頭形式向市民派發問卷，共收集了1,838份有效問卷。其中，公務人員佔51%、市民佔49%；性別方面，男性佔48.3%，女性佔51.7%；教育程度方面，學士佔42.5%、碩士或以上佔16.3%、專科佔10.1%、高中佔17.8%。年齡方面，18至30歲佔11.6%、31至40歲佔37.4%、41至50歲佔26%、51歲或以上佔24%。收入方面，1.5萬元以下佔13.8%、1.5萬至2.5萬元佔28.8%、2.5萬至3.5萬元佔25.8%、2.5至4.5萬佔19.4%、4.5萬以上佔12.2%。」
這個樣本幾乎在每一個人口變量上都有偏差，例如月收入，二〇二二年總體就業人口月收入中位數為15,000澳門元，樣本嚴重偏向高收入群體。年齡方面，根據二〇二一年《統計年鑑》提供的數據，三十至四十九歲年齡段的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34.4%，樣本明顯較總體人口年齡偏大。可以合理提推測回答樣本的要麼就是年介中年的資深高級公務員，又或者調查者在街上剛好都挑選到高收入人士的機率高達七成！
由於樣本的偏誤如此嚴重，基於其得出的意見也就只能僅供參考，而無法代表全澳門市民。至於近年有沒有更能反映澳門人政治態度的研究或調查？我會在下篇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