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疫情措施限制下，香港疫後首個五一勞動節亦沒有出現遊行、集會，與疫情期間無異。曾以個人名義申辦五一遊行的前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幹事杜振豪坦言，香港當局現時對遊行的態度反映了中央立場：某些議題、某些背景人士去申請遊行集會將面對好大難度，在一些重要、敏感的日子尤甚，而這一立場及政策相信會長期存在。
杜振豪又表示，港澳兩特區今年的五一情況「好接近」，中央對兩地在此方面的政策區別應不大，所以如果香港遊行空間「收得好窄的話，我估澳門都係難逃類似命運」。
杜振豪與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原以個人名義申辦五一遊行，惟在五一前一周，黃迺元主動取消遊行。其後杜在社交平台表示黃曾一度失聯，事後情緒崩潰、「顯然承受了巨大壓力」。
五月一日當日，杜振豪以清潔工會及物管工會總幹事身份在荃灣開街站。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首次以個人身份 申辦五一遊行被拒
「遊行、示威之都」已成過去
二〇一七年起便擔任前職工盟幹事的杜振豪表示，今年是自己首次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已預視當局或提出很嚴苛的要求，包括要預先知道參與者背景、要有識別參與者方法，甚至在遊行路線安排上亦會有好多考慮。
有關取消遊行詳情，杜振豪坦言有部分內容不方便講，香港現有「國安法」及23條，「從結果來看，整體社會環境對於申請遊行集會係非常之不利，我相信這情況短期都唔會改變。」
他又稱過往曾參與過前職工盟申請的五一遊行，二零一九年或以前申請，基本上「冇乜難度」，最多是與警方商量遊行安排有否需要調整，「基本上假定對方一定要批俾我哋嘅。」
以今年五一情況，曾被喻為「遊行」、「示威之都」的香港，杜振豪表示，日後不會「再有呢個講法」。這或反映中央對香港政策，而特區政府則都需聽從中央的安排。
至於中央立場及政策會持續多久，杜振豪相信不會是短期或臨時，「係上面（中央）的一個長期安排，令到可能某啲議題、某啲背景嘅人去申請遊行集會面對好大難度」。雖然港府未至於封殺所有遊行集會，但一旦是重要或敏感的日子，當局必定查舉辦方背景、議題及訴求等，當局必會通盤考慮有關遊行集會的所謂風險有幾大。「我哋呢啲以前係職工盟團體（屬下）、與職工盟有聯繫嘅工會，想再申請遊行或難度好大。」
前香港職工盟幹事杜振豪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昨是今非 遊行參與者覺壓力大
杜振豪原本計劃的五一遊行主題，包括最低工資的改革、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休保障、恢復集體談判權等，即是前職工盟一直以來所爭取的勞權，而這些訴求過往一直亦沒有問題。
杜振豪又認為，在現時的政治形勢下，不少人都會去考慮：「如果要去做一些事，即政府不想你做，會唔會有其他嘅後果會出現？」
他坦言，現時動員市民以腳表達意見比以往難很多，參與者感到的壓力一直有增無減，無論在個人的自由或者人身安全方面都有所憂慮。雖壓力非來自直接的法律風險，但有些政治壓力令參與者與有聯繫團體變得「唔係好敢」。事實上，過去三、四年間，好多事在慢慢轉變，「都有啲預期會係咁，在『國安法』新形勢底下，好多嘢都唔同。」
無遊行集會
集體展示力量方式消失
杜振豪：好可惜
五月一日當日，杜振豪以清潔工會及物管工會總幹事身份在荃灣開街站，反對引入外僱。據香港媒體報道，現場有多名警員在旁戒備，而杜振豪則稱，街站引來警員和記者關注並不正常。
雖然擺街站順利，惟參與人少，杜振豪認為遊行的方式是無法代替、遊行集會除表達意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邀請公眾參與，讓公眾獲得個人體驗、瞭解勞工團體的遊行訴求 ，這亦是以「用腳來表達支持，街站做不到這些。」
問及若日後遊行示威一直受阻的話將如何推動勞工相關的議題，他則稱，現時並非完全無工作可做，勞工團體仍可以其他方式爭取權益，例如街站、落區接觸工人等方法。不過，若日後無法再遊行集會的話，「一種集結或者展示集體力量的方式冇咗，咁就好可惜。」
前職工盟幹事的杜振豪表示，香港的勞工團一直以來所爭取的勞權，包括最低工資的改革、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休保障、恢復集體談判權。圖為二〇一九年的五一遊行。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訊息更清晰
杜振豪：空間及權利進一步收緊 「香港同以前好唔同」
五一無遊行，無疑是對香港公民社會進一步打擊。杜振豪則認為就算無五一遊行，近年香港的公民社會已受「好大打擊」。好多團體解散、很多活躍成員都已離港、甚至有部分正身處獄中。「其實好清楚，喺『國安法』底下香港公民社會係七零八落。」然而，五一無遊行所帶出的訊息就更加清楚：團體或者某些權利空間在收窄。
杜振豪又表示，今次五一就是告知一些參與了十多二十年遊行的香港人包括自己，「就係香港已同以前好唔同，亦不可能返去過去的時光，我相信公民社會的空間都係一樣。」
對於明年五一會否再來？杜振豪希望香港政府能有更加廣闊的胸襟，「如果社會氣氛或者政府的態度是寬鬆些的話，可能都會繼續申請，但是仍要睇下年嘅情況再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