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一遊行」是香港的多年傳統。每年五月一日由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都會有數千人參與，喚醒社會關注勞工權益，亦是凝聚工人的力量。但由於政治形勢轉變和疫情來襲，已經停辦一年。自二〇二〇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港府均以防疫為由拒絕所有遊行申請。今年起防疫限制條件全面解除，不少團體曾嘗試組織遊行，惟今年「五一」更無任何工會或關注勞工團體成功舉辦遊行，只有如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社民連等團體派人員到政府總部請願或擺街站。
香港二〇一九年五一遊行，勞工團體爭取勞動權益。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根據《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市民擁有和平集會和公眾遊行的自由和權利。而按法定程序，任何人士擬於香港舉行舉行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或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必須最少七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遞交通知書，當中須列明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詳情，此外，亦須遵守隨通知書夾附的公眾集會和遊行指引，以確保秩序良好和公眾安全。在接納申請後，除非處長根據條例作出禁止或提出反對，否則公眾集會或遊行可如期舉行。處長亦須以書面通知主辦者，表示不反對該公眾遊行的進行。
首個五一爭取八小時工作制
至今香港還未設立標準工時
一八八六年的美國剛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那時的工作時數長達每日14、15小時。因此，在五月一日爆發了約35萬人的全國性罷工，爭取每天八小時工作制，後芝加哥政府派警鎮壓造成死傷，史稱「乾草市廣場慘案」。這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五一」成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大日子。
逾百年之後，被譽為國際都會的香港仍未訂立標準工時和休息時段。根據美國科技公司KISI發表的《二〇二〇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報告，香港在「最過度勞累城市」（Top Overworked Cities in the Ranking）中排名全球第一。而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顯示，香港打工仔每星期平均工時中位數為44小時，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每星期平均工時中位數更高達至48小時，香港社畜「享譽盛名」，不是無原因⋯⋯
香港疫後首個五一如疫情期間一樣沒有遊行集會，圖為二〇一九年的五一遊行。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四大工會齊爭勞權 五一成強假
香港勞工團體有四大工會聯合會，包括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1948-）、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工團）（1948-）、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1990-2021）以及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1984-）。經濟民生問題往往是「五一」關注的重點，當中包括反對擴大輸入外僱、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立法訂立標準工時、爭取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等。
一九九八年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企業紛紛裁員減薪削福利，工人五一上街遊行反對將危機轉嫁予工人。工聯會40名代表向政府遞交17萬名的簽名要求政府增加就業機會，設立失業援助金和停止輸入外地勞工等的訴求。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勞動節終正式成為法定有薪假期。
爭取十年
最低工資成真
二〇〇〇年的五一，工聯會欲增加工人對強積金計劃的認識，舉辦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強積金權益墟；而職工盟則以「安穩工作、合理工資」為行動口號。
二〇〇三年因疫病「沙士」肆虐，上街遊行人士高呼反對「趁炎打劫」。工聯會在遮打花園舉行「保障勞動權益者」集會，並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加強執法，打擊欠薪和促請僱主遵守法例；而職工盟則爭取「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和工時限制」。
二〇〇三年後工聯會漸多用動員和遊行的方式加強對政府的要求，而職工盟則以一貫的方式，採取動員遊行方式表達訴求。
二〇〇四年立法會選舉後，工聯會亦全力要求最低工資立法。工聯會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向政府反映僱主侵害勞工權益的情況，一千多人遊行至政府總部，並促請政府創造就業；而職工盟則以「抗議官商勾結」、「反外判，反散工化」等訴求遊行。有一千八百人參與，不少遊行人士批評「政府不理工人死活」
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工聯會與職工盟的核心的訴求是爭取立法最低工資、規管工時，檢討外判制度和保障兼職工。二〇〇八年通脹高企，勞工基層要求立法最低工資；同年港府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對相關的機制及立法提出意見。終於，法定最低工資於二〇一一年五月一日開始實施。
由勞權到爭取落實真普選
以疫限遊行
二〇一三年聚焦於對碼頭工人的權益福利，職工盟籌募了800多萬罷工基金，讓長達40日的「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的工人在罷工期間可以維持生活。二〇一四年，五一遊行提出訴求「落實真普選」；二〇一九年以「谷到爆」為主題，逾4500名市民及工會代表先在灣仔修頓球場集合，然後遊行至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訴求包括：劃一公眾及法定假期17天、立法規定惡劣天氣停工安排、政府應為低薪僱員代供強積金、加班補貼要立法。
在疫情肆虐後，遊行活動近乎絕跡。時隔三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今年獲批不反對通知書於三月五日舉行婦女節遊行，但最終須臨時取消。
幹事胡美蓮曾向傳媒表示，發聲有不同形式，不過現時的確多了限制，發聲選擇較以往少，日後須看有否其他形式表達訴求。
香港一〇一九年的五一遊行。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職工盟被解散
五一遊行成追憶？
二〇二一年九月職工盟舉行執委會會議，會議通過啟動解散程序的決定，並將於十月三日召開會員大會正式通過解散。
勞工處回覆立法會特別財委會質詢的數字顯示，過去三年新登記職工會數目持續減少，由二〇二〇年495個，大跌至二〇二二年只餘40個，已登記職工會總數也由1,527個跌至1,454個。申報會員亦逐年減少，由二〇一九年的93萬人跌至前年的89萬人。
當遊行不再
還有甚麼有效方式表達訴求？
在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四月十五日在港出席公開活動時強調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唯一方法後，工聯會及港九勞工社團聯會隨即表態今年五一不遊行，工聯會舉辦記者會，講述勞工訴求。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認為喪失了一個重大的發聲平台，反映政府忽視打工仔的權益及訴求。
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幹事杜振豪以個人名義申辦遊行，並撰文認為「得悉近月申請遊行的爭議後，我們更加明白可能會遭遇甚麼挑戰和風險。或許，正正因為舉辦遊行變得非常困難，反而突顯出舉辦遊行，或者努力嘗試舉辦遊行的意義所在。」但申請一直不獲批，四月二十六日簽紙取消遊行申請。其後杜振豪改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幹事名義，一行三人在荃灣擺設街站。
此外，也有人士採取其他方式表達訴求，雷玉蓮在旺角朗豪坊外口咬「苦瓜」，頭髮束上苦瓜，由朗豪坊「苦行」至西洋菜南街及豉油街交界，後坐下吃以水及腐乳混和的飯，寓意工人「無啖好食」、苦不堪言，批評最低工資不見進步。
香港特區特首李家超於五一勞動節在社交網站發文，提及《施政報告》中改善勞工權益的措拖不少已有進展，包括研究優化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機制、增加違反職安健法例罰則，保障僱員安全及推進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安排，平衡勞資權益。
李家超又指，立法會去年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是加強僱員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而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在二〇二五年五月一日生效，並表示政府會繼續與勞資雙方坦誠溝通，交流勞工議題。
本文的參考資料來自以下網站：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3zER3ZJjEc
．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30501/s00001/1682919075009/女工會-社民連五一政總請願-工聯會開記招表達訴求
．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5-1-05012023075633.html
． https://www.facebook.com/hkmarch51/posts/pfbid0131MMGauqedK67GhNKFJgkRDBDByuV4zxVhPxDzyojygcH7vvPyGdacMs88SXnril
．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30501/s00001/1682931931998/五一無遊行-杜振豪改擺街站-雷玉蓮咬苦瓜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