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長達三年抗疫之路，終在二〇二二年底開始走入尾聲，然而政府在應對十二月底的疫情時，似乎毫無準備，導致染疫及死亡人數劇增。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評價，本澳去年底急速爆疫，澳門緊跟國家防疫政策，但無準備共存策略，看不到政府如何就國家政策的改變回應本地需要，反映政府在處理上「沒有章法」、「虎頭蛇尾」，政府有需要大大加強施政的透明度和科學性。
余永逸表示，明顯地，在疫情的下半段，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科學性每況愈下，並沒有向市民解釋決策的原則和科學數據，也慢慢避開向公眾解釋政策決定，這已大大損害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今年一月八日，配戴著口罩的內地旅客紛紛抵澳，在議事亭一帶，除了久違的人流吵雜以外，手信店員工的叫賣聲、一篋篋行李箱與石仔路碰撞的聲響又再重現，小城寧靜不再。
二〇二三年一月初，兒童在大三巴嬉戲。
余永逸回顧，疫情初期，即二〇二〇年年一月，政府檢查自機場入境的武漢旅客體溫、隔離來自湖南的旅客、向市民供應口罩等措施，至二月更暫停賭場運作，當時大家認為政府「有備而戰」，可見政府對疫情的資訊充足、應變計劃理想，帶動整體居民回應突然爆發的疫情。
儘管抗疫初期政府能夠贏到掌聲，余永逸指出，現實上，抗疫措施不能長時間操作，否則會影響民生、社會運作、經濟發展，市民在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內已開始出現抗疫疲勞。至二〇二一年初，政府面對選擇外國採取寬鬆的防疫措施，還是貼近中國內地嚴謹的防疫措施的兩難局面。由於澳門同內地的緊密性，政府選擇同內地接軌，否則會影響一批本地居民、甚至外勞，導致影響社會正常運作，而澳門社會對此均普遍諒解、明白。
余永逸提到，一直至二二年上半年，都看不到澳門政府有政策改變，或推出特別手段去面對抗疫疲勞，大家開始認為政府「冇乜辦法」，不過社會沒發生很大的社區爆發，澳門社會至少明白到清零或共存上需要作出取捨；而無論去年「六一八疫情」及十月的疫情，政府都採用比較嚴謹的措施，包括推出全民檢疫務求清零，這方面是成功的，反映政府處理社區感染的爆發初期是有「預案」。
不過，至去年年底疫情急轉直下，澳門政府「緊跟」內地的防疫政府轉變，按政府當時估計有六成人口染疫，亦專家估計八至九成人染疫，情況嚴峻。余永逸表示，政府沒有預計內地會出現180度的改變，但就算內地政策沒改變，都有需要去問，過去兩年政府有沒有預計澳門社會有突如其來的社區大爆發，當出現的時候又如何處理？
「第一，內地的政策改變如何影響澳門政府，而澳門政府有沒有預計在一段時間內有政策的改變？第二，即使內地政府沒有改變，但澳門社會出現大規定爆發時，政府有沒有預案？去年的經驗看不到有準備。」
去年十二月底，一名老人在街上作息。
澳門無準備共存策略
余：政府一直躺平
余永逸指出，澳門社會沒辦法影響內地政策，但當內地政策影響澳門，澳門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間回應？甚至近幾個星期，內地防寬放疫政策，但澳門有沒有作出共存的準備策略？是否需要一下子將澳門共存的步伐推進得較快，「中間是沒有做過事的。」
他評價，過去兩至三年，政府的表現反映善用一國兩制優勢，澳門同國家配合的同時，亦有空間配合本地需要。但到抗疫中期，行政長官賀一誠表示「不可以躺平」，但正因澳門太依賴內地政策的支援及緊跟內地政策，澳門政府事實上是「躺平」了，沒有因應本地情況的需要、變化，作出澳門高度自治範圍下作出切合本地需要的回應，令社會措不及，政府不再就本地情況作決定，只是盲目地跟隨內地的做法，但實際上澳門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做。
在「六一八」期間，澳門沒有跟隨內地實施網格化管理，只採取類近香港圍封大廈的做法，余永逸表示，反映政府有嘗試就本地情況協商處理抗疫問題，但至去年底，完全看不到政府如何就國家政策的改變如何回應本地需要，「是否共存都好，如何面對社區爆發？（政府）沒有了章法，是沒有準備的。」
儘管如此，余永逸認為，去年底爆疫時，政府在物資、藥物供應上都滿足到社會需要，不過公共醫療系統崩潰，更有醫護人員投訴壓力爆煲，這對政府而言，沒有準備過這些情況發生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於一國兩制下，澳門在公共衛生及通關問題上，有沒有自主權？他認為，中央推出政策時，每個地方政府都有某程度不同的安排，加上在一國兩制下，澳門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去做，但至中後期，澳門政府愈來愈少政策回應社會需要，至少在表達方面，特首的說法是「緊跟中央」，即是澳門沒有辦法就本地的政策爭取空間，包括不少商界在內的人士都認為與同香港通關能舒緩澳門的經濟情況，惟澳門政府回應讓人感覺是「鐵板一塊」，只跟隨內地。
「到後期，我們似乎被人拖著去走，沒有辦法去做一些事去切合我們的需要，這會令澳門社會認為一國兩制是否仍在有效操作？」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去年底爆疫教訓慘痛
政府都出現抗疫疲勞？
去年十二月澳門社會面對疫情大爆發，染疫及死亡人數劇增，政府束手無策。余永逸表示，過去社會普遍存在的概念是，當澳門社會「搞唔掂」，內地就會支援，但當廣東省或全國都面對社區爆發時，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資援澳門社會，故不能一廂情願認為，所有東西都依賴國家就可解決問題。在去年年底的經驗上，反映不到澳門政府有很大的準備提升本地的應對能力，例如二〇二〇年初期，政府採取停市，暫停賭場運作，「（去年底）是否可以有些東西停一停，舒緩疫情的蔓延速度，令到醫療體系不致於去到出現嚴重的負擔？」
他質疑，上月很多學生的感染，政府只是緊跟中央鬆綁，政府為何不減漫傳播速度？政府做法令人認為想在最短的時間內讓社會全面感染，達到共存，類近於疫情初初期英國的「佛系抗疫」，他相信，當社會未準備好時，可以將疫情傳播速度減慢。
「國家表示疫情高峰期在新春前後，但澳門未到新春已經達標，現在大家認為冇事，但十二月中下旬的社會情況，以及醫療系統的情況，這似乎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及經歷，澳門社會是否如此善忘？我不知道，但在行政上不是很理想的做法。」
他提出，香港由去年年初到至今依然在爆疫，至今每日仍有上萬宗感染個案，香港社會需要半年時間去達到感染高峰，但澳門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就達到高峰，會否讓民眾難以適應？
資訊透明方面，十二月爆疫時，應變協調中心較少開新聞發佈會，官員回應問題的情況罕見，應變協調中心每日只公佈入住死亡人數及入住衛生局隔離治療設施人數。余永逸說，做法相比二〇二〇年行政長官與司長回應傳媒提問時，似乎是兩種不同的取態。
「是否政府有抗疫疲勞？我不知道，看到政府的表現像龍頭蛇尾。」他續稱，當出現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政府就不出來面對社會，甚至有人質疑當時澳門社會是否已進入「無政府狀態」？
余永逸認為，去年十二月澳門出現的情況，相信任何政府都難以應對，政府需要設想如何提升本地醫療系統的效率去面對傳染病，並需評估及測試本澳可以面對甚麼程度的公共衛生問題，以及至何時需要外援等預案，「尤其離島醫院同北京協和的合作模式，能否大大提升醫療資源？在一定情況，北京協和能否在內地調配資源在澳門的醫療系統當中？」
公民社會現況方面，民間三年內發起的示威、遊行、集會多以防疫為由被禁止，立法會民主派候選人亦遭「DQ」等事件，均在現屆政府出現，整個公民社會被進一步打壓。被問到會期望政府在這方面會有改善嗎？ 余永逸坦言，對這方面感到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