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特區政府在應對六月十八日爆發疫情的表現，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直指特區政府的「大腦」出現「問題」，在籌劃防疫政策/措施時不夠仔細、清晰，部分無法回應市民所需，故在涉及部分市民利益時根本無法處理，這或是特區政府被市民批評「龍門任搬」、「寬己律人」、「行政霸道」的主因。
他又指，政府兩年來雖一直全力執行「清零」，然而，本澳市民大多數都不清楚「清零」背後要付出的代價，以及自己願意為此犧牲到甚麼程度。今波抗疫是一個明顯的縮影，反映出當局同市民在共識建構方面非常弱，這也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樽頸位。
問及本澳是否有機制建構共識以及有空間紓緩市民不滿時，他則稱，目前看不到，除非政權「諗通」。
余永逸又認為，政府應藉今次疫情與市民共同思考、建構共識——面對疫情，未來應如何應對，如何走。當局在制定防疫政策時需善用「兩制」的柔韌，在「一國兩制」下爭取空間，走適合本地防疫之路。
不少市民被當局列為重點區域人士，除參加全民核檢外，還須參加額外的核檢。
前線部門有能力落實「清零」 惟「大腦」跟不上
余永逸認為，前線部門在落實抗疫措施「都幾成功」，「特區政府的『手腳』係好的，但我覺得是大腦出現了問題。」今次防疫存在好多問題，這正反映出行政體系去到一個樽頸位，就是「政府所推行政策目標同市民的期望差距有幾大？是否一致？」
他續稱，經多年的行政改革，特區政府落實政策及服務的效率肯定提高。以是次抗疫為例，不少防疫政策內容有瑕疵、市民有好多反對意見，但前線部門在執行上已展示出可以「做得好、比較到位」。「我不能說百分百做得好好，我認為市民『收貨』，但在政策及目標建構上，反映得到政府是一個脫軌的狀況。」
余永逸又稱，以今次抗疫來講，目標可謂是根本性的問題。然而，整個都沒有深入分析、討論：究竟本澳要「清零」或要經濟？
無疫情情景分析 市民從未思考「清零」可能付出的代價
余永逸表示，自己在兩年前已提出本澳應有一個認知，即為了「清零」，市民會願意去到那一個層面、或者會犧牲幾多私人利益。對此議題，政府與市民都「沒有諗過」，在兩年抗疫中整個社會並沒認知到疫情會在社區爆發、並以此情景作深入分析、建構共識。
他又指，任何處理疫情的手段皆有副作用、犧牲，「大家願意犧牲到那種程度？這些問題才是整個管治團體最大的挑戰。」惟政府就好簡單，「只需清零，其他事則都不思想。」故在處理疫情爆發時只想用「好重手法」壓低社區感染，而這「好單一」的目標並不符合一個正常社會的期望，「因這單一的目標，政府必然要犧牲其他不同利益。」
他續稱，如果政府一早預示在何種疫情情景會做甚麼，又告知了市民，即使市民未必認同所有措施，起碼有心理準備及認為政府早有準備，不會被批評「有佢（政府）講冇我講」，同時可提升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事實上，這些並沒有發生，「雙方都有一些責任，政府有主導權，可能大家都會將責任放在政府上面多些。」
經今次疫情，余永逸認為，特區政府應重新思考如何去平衡市民的不同利益。「這是必須要去做，而澳門社會卻從沒有思考及討論這件事。」
再有下一波疫情，本澳社會應該如何處理？余永逸認為，這則需政府與市民之間有共識。然而，建立共識或分析疫情情景並非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當然政府須做多些。
執法霸道、龍門任搬？余：原則不清 卻無能力自圓其說
不少市民批評特區政府在應對疫情時「霸道」，稍有不符合政府疫情措施就被刑處、罰錢。逾數十人因在「相對靜止期」、「穩定期」外出跑步、放狗、閒坐、佩戴非指定要求的口罩等被刑罰，均須繳交罰款而被緩刑。
在執法方面，市民亦批評警方及衛生局龍門任搬，在對市民及對政府人員如警員聚集除口罩食煙則完全「寬己律人」；隔離巴黎人爆疫情則無部門問責。對此，余永逸認為，市民在應對今波疫情整體觀感是「覺得政府不值得信任」。
他又稱疫情初期政府能夠得到市民認同及信任，即使用了好重的手段亦無好大反對。然而，今波抗疫遭批評根本原因是政府在訂定防疫原則時不仔細、不清楚。當局在執行時便知道自己出問題，卻「無能力自圓其說」。如黃、紅碼區的定義？黃碼人士的定義？以國籍來劃分重點檢測人群的理據等問題，當局並沒有給出好清晰標準。
他續稱，這亦是政府多年來最弱一環，當政策定得不夠清晰便制造了很多的灰色空間、矛盾或爭論。而今次防疫亦反映出行政體系的一個樽頸位：政府所推行政策的目標同市民的期望有差距，不一致。
官民共識建構「好弱」
在共建共識方面，余永逸則認為這是特區政府另一樽頸位。政府同市民之間在共識的建構方面「係好弱」，在現實的疫情環境中，政府同市民有「脫節」、與市民所想的「有一定距離」。這也是反映政府多年如是，即「意見接受態度照舊」。過去兩年看到好清楚，一旦特區政府做了決定，「似乎民間沒有辦法向政府提出一個不同的諗法。」
他又指出，現時本澳社會「高壓」、狀況不理想，尤其疫情之後，對管治來講更加不理想，惟本地沒有一個所謂空間去紓緩不滿或溝通不同想法。「這就是社會危機現象的一種指標，現階段我沒有辦法去解決，除非政權的觀念諗通」。
現時的澳門無論民間或議會，聲音趨單一、反對的意見似如同「鳳毛麟角」。在「異見者」缺席下，本澳仍存在有效機制共建共識？余永逸坦言，目前自己看不到。澳門現時缺乏多元聲音。反觀在是次疫情中，記者「有少少」成了民意代表，其在疫情新聞發佈會提出的問題反映出社會上關注的問題。
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派糖不再有效？
余：特區政府已開倉派米
兩年來的疫情，特區政府多次動用財政儲備支援市民抗疫。在疫情初期，此「派糖」之舉深得部分市民歡迎，惟近期連「派糖」不再有討好之效，批評連連。對此，余永逸直指與澳門博彩好景不再有關。
他又稱，澳門政府對提振澳門的經濟「其實係冇乜辦法」，本地博彩業不會比以前、亦無法回到疫情前的狀況；有些外資可能會覺得澳門不是特別好，不再想留低，而這種狀況是越來越明顯。無論有否疫情，本地經濟不如以前是事實，而疫情不過是加快其衰退。
余永逸又認為，市民應該開始認知這個事實，同時思考如何走落去。「其實澳門社會又冇點去諗（如何走落去），或因見到庫房還有五千幾六千億（財政儲備）。理論上，就算話再派（錢），如果派得不過份，都捱到差唔多十年。」
有粒止痛藥可用 與香港通關
余永逸坦言，特區政府在經濟實為「無計可施」，但認為短時間「有一粒止痛藥可以食」，便是同開香港通關。
他又稱，若澳門同香港通關，某程度「起碼短時間能夠撐住澳門衰退中的經濟」，本地旅遊業界、博彩業都發覺同香港通關「起碼在現階段是（澳門）經濟的止痛劑。」
他又續稱，若同香港通關，澳門就須面對與「清零」政策的矛盾。雖有好多矛盾，但這亦視乎特區政府如何定位這矛盾，而這便是澳門社會要討論的地方，惟特區政府則只好簡單地認為清了零便可以，其他都不需考慮。
目前，香港的對外通關政策相對內地的較為寬鬆，不過與內地之間則仍未通關。
與內地協商
發揮「兩制」的空間
余永逸認為，澳門或許可參考香港的情況，在一國兩制之下，與內地進行協商，找到適合澳門的防疫之路。澳門一路以來的防疫措施基本上都是套用內地的方法，而忽略了本地因素。
經歷今次疫情後，對於政府的防疫政策，社會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余永逸則指，香港與內地在防疫措施上有不同，可見兩者可以達成「某個程度」的協商，「可否（向內地）爭取多少少空間，起碼我們都可有少少不同？」不過，他亦直言，達成協商的前提是「澳門是否有足夠的能耐與內地協商？」
他又認為，本地的防疫措施應結合澳門本地實況，在某些層面與內地不同，實行更適用於澳門的防疫措施，減少對社會的衝擊，「這是一國兩制柔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