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有空間 余永逸:澳門在制定防疫政策應善用兩制的柔韌

112 清零之後 論盡紙本

文:抗疫

時間:2022年09月2日 11:11

對於特區政府在應對六月十八日爆發疫情的表現,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直指特區政府的「大腦」出現「問題」,在籌劃防疫政策/措施時不夠仔細、清晰,部分無法回應市民所需,故在涉及部分市民利益時根本無法處理,這或是特區政府被市民批評「龍門任搬」、「寬己律人」、「行政霸道」的主因。

他又指,政府兩年來雖一直全力執行「清零」,然而,本澳市民大多數都不清楚「清零」背後要付出的代價,以及自己願意為此犧牲到甚麼程度。今波抗疫是一個明顯的縮影,反映出當局同市民在共識建構方面非常弱,這也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樽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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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本澳是否有機制建構共識以及有空間紓緩市民不滿時,他則稱,目前看不到,除非政權「諗通」。

余永逸又認為,政府應藉今次疫情與市民共同思考、建構共識——面對疫情,未來應如何應對,如何走。當局在制定防疫政策時需善用「兩制」的柔韌,在「一國兩制」下爭取空間,走適合本地防疫之路。

不少市民被當局列為重點區域人士,除參加全民核檢外,還須參加額外的核檢。

不少市民被當局列為重點區域人士,除參加全民核檢外,還須參加額外的核檢。

前線部門有能力落實「清零」 惟「大腦」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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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逸認為,前線部門在落實抗疫措施「都幾成功」,「特區政府的『手腳』係好的,但我覺得是大腦出現了問題。」今次防疫存在好多問題,這正反映出行政體系去到一個樽頸位,就是「政府所推行政策目標同市民的期望差距有幾大?是否一致?」

他續稱,經多年的行政改革,特區政府落實政策及服務的效率肯定提高。以是次抗疫為例,不少防疫政策內容有瑕疵、市民有好多反對意見,但前線部門在執行上已展示出可以「做得好、比較到位」。「我不能說百分百做得好好,我認為市民『收貨』,但在政策及目標建構上,反映得到政府是一個脫軌的狀況。」

余永逸又稱,以今次抗疫來講,目標可謂是根本性的問題。然而,整個都沒有深入分析、討論:究竟本澳要「清零」或要經濟?

無疫情情景分析 市民從未思考「清零」可能付出的代價

余永逸表示,自己在兩年前已提出本澳應有一個認知,即為了「清零」,市民會願意去到那一個層面、或者會犧牲幾多私人利益。對此議題,政府與市民都「沒有諗過」,在兩年抗疫中整個社會並沒認知到疫情會在社區爆發、並以此情景作深入分析、建構共識。

他又指,任何處理疫情的手段皆有副作用、犧牲,「大家願意犧牲到那種程度?這些問題才是整個管治團體最大的挑戰。」惟政府就好簡單,「只需清零,其他事則都不思想。」故在處理疫情爆發時只想用「好重手法」壓低社區感染,而這「好單一」的目標並不符合一個正常社會的期望,「因這單一的目標,政府必然要犧牲其他不同利益。」

他續稱,如果政府一早預示在何種疫情情景會做甚麼,又告知了市民,即使市民未必認同所有措施,起碼有心理準備及認為政府早有準備,不會被批評「有佢(政府)講冇我講」,同時可提升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事實上,這些並沒有發生,「雙方都有一些責任,政府有主導權,可能大家都會將責任放在政府上面多些。」

經今次疫情,余永逸認為,特區政府應重新思考如何去平衡市民的不同利益。「這是必須要去做,而澳門社會卻從沒有思考及討論這件事。」

再有下一波疫情,本澳社會應該如何處理?余永逸認為,這則需政府與市民之間有共識。然而,建立共識或分析疫情情景並非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當然政府須做多些。

執法霸道、龍門任搬?余:原則不清 卻無能力自圓其說

不少市民批評特區政府在應對疫情時「霸道」,稍有不符合政府疫情措施就被刑處、罰錢。逾數十人因在「相對靜止期」、「穩定期」外出跑步、放狗、閒坐、佩戴非指定要求的口罩等被刑罰,均須繳交罰款而被緩刑。

在執法方面,市民亦批評警方及衛生局龍門任搬,在對市民及對政府人員如警員聚集除口罩食煙則完全「寬己律人」;隔離巴黎人爆疫情則無部門問責。對此,余永逸認為,市民在應對今波疫情整體觀感是「覺得政府不值得信任」。

他又稱疫情初期政府能夠得到市民認同及信任,即使用了好重的手段亦無好大反對。然而,今波抗疫遭批評根本原因是政府在訂定防疫原則時不仔細、不清楚。當局在執行時便知道自己出問題,卻「無能力自圓其說」。如黃、紅碼區的定義?黃碼人士的定義?以國籍來劃分重點檢測人群的理據等問題,當局並沒有給出好清晰標準。

他續稱,這亦是政府多年來最弱一環,當政策定得不夠清晰便制造了很多的灰色空間、矛盾或爭論。而今次防疫亦反映出行政體系的一個樽頸位:政府所推行政策的目標同市民的期望有差距,不一致。
官民共識建構「好弱」

在共建共識方面,余永逸則認為這是特區政府另一樽頸位。政府同市民之間在共識的建構方面「係好弱」,在現實的疫情環境中,政府同市民有「脫節」、與市民所想的「有一定距離」。這也是反映政府多年如是,即「意見接受態度照舊」。過去兩年看到好清楚,一旦特區政府做了決定,「似乎民間沒有辦法向政府提出一個不同的諗法。」

他又指出,現時本澳社會「高壓」、狀況不理想,尤其疫情之後,對管治來講更加不理想,惟本地沒有一個所謂空間去紓緩不滿或溝通不同想法。「這就是社會危機現象的一種指標,現階段我沒有辦法去解決,除非政權的觀念諗通」。

現時的澳門無論民間或議會,聲音趨單一、反對的意見似如同「鳳毛麟角」。在「異見者」缺席下,本澳仍存在有效機制共建共識?余永逸坦言,目前自己看不到。澳門現時缺乏多元聲音。反觀在是次疫情中,記者「有少少」成了民意代表,其在疫情新聞發佈會提出的問題反映出社會上關注的問題。

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派糖不再有效?
余:特區政府已開倉派米

兩年來的疫情,特區政府多次動用財政儲備支援市民抗疫。在疫情初期,此「派糖」之舉深得部分市民歡迎,惟近期連「派糖」不再有討好之效,批評連連。對此,余永逸直指與澳門博彩好景不再有關。

他又稱,澳門政府對提振澳門的經濟「其實係冇乜辦法」,本地博彩業不會比以前、亦無法回到疫情前的狀況;有些外資可能會覺得澳門不是特別好,不再想留低,而這種狀況是越來越明顯。無論有否疫情,本地經濟不如以前是事實,而疫情不過是加快其衰退。

余永逸又認為,市民應該開始認知這個事實,同時思考如何走落去。「其實澳門社會又冇點去諗(如何走落去),或因見到庫房還有五千幾六千億(財政儲備)。理論上,就算話再派(錢),如果派得不過份,都捱到差唔多十年。」

有粒止痛藥可用 與香港通關

余永逸坦言,特區政府在經濟實為「無計可施」,但認為短時間「有一粒止痛藥可以食」,便是同開香港通關。

他又稱,若澳門同香港通關,某程度「起碼短時間能夠撐住澳門衰退中的經濟」,本地旅遊業界、博彩業都發覺同香港通關「起碼在現階段是(澳門)經濟的止痛劑。」

他又續稱,若同香港通關,澳門就須面對與「清零」政策的矛盾。雖有好多矛盾,但這亦視乎特區政府如何定位這矛盾,而這便是澳門社會要討論的地方,惟特區政府則只好簡單地認為清了零便可以,其他都不需考慮。

目前,香港的對外通關政策相對內地的較為寬鬆,不過與內地之間則仍未通關。

與內地協商
發揮「兩制」的空間

余永逸認為,澳門或許可參考香港的情況,在一國兩制之下,與內地進行協商,找到適合澳門的防疫之路。澳門一路以來的防疫措施基本上都是套用內地的方法,而忽略了本地因素。

經歷今次疫情後,對於政府的防疫政策,社會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余永逸則指,香港與內地在防疫措施上有不同,可見兩者可以達成「某個程度」的協商,「可否(向內地)爭取多少少空間,起碼我們都可有少少不同?」不過,他亦直言,達成協商的前提是「澳門是否有足夠的能耐與內地協商?」

他又認為,本地的防疫措施應結合澳門本地實況,在某些層面與內地不同,實行更適用於澳門的防疫措施,減少對社會的衝擊,「這是一國兩制柔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