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台灣現時法規，港澳居民可以就學或工作方式取得居留證，但若要定居，則可以依親、技術、投資、創業的方式，或大學畢業工作五年後進行申請。
隨著香港二〇一九年發生「反修例」事件後，選擇移居台灣的香港居民，尤其是政治異議者越來越多，如何處理這些異議者就成為台灣政治必須考量的問題。
二〇二二年四月廿一日根據中央通訊社的報道，台灣政府正在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許可辦法)，「未來港澳白領專業人才在台連續居留滿5年，最近一年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兩倍，可申請定居，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二〇一六年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造勢大會。
而僅僅數天後，來自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立委分別就專業人才是否稀缺和國家安全，對修法提出質疑，使陸委會決定在五月一日暫時擱置法案。
把《許可辦法》和國家安全進行聯繫，顯然和近年越趨緊張的兩岸關係有直接關係，因此台灣對於來自香港的異議者，到底有沒有道義上的救濟責任？假如有，為何台灣政府和社會又態度曖昧反覆，核心問題是否都能歸結於為對於台灣未來的想像──統一還是獨立？
若果支持統一，自然是要以民主的方式，對異議者進行救濟是應有之義。但若果支持獨立，在可能激化兩岸衝突，危及國家安全的可能性下，就確實是需要仔細考慮的決定。
事實上，隨著台灣在九〇年代完成民主化至今已經接近30年，民主化後出生的新世代和老一輩對台灣有著不同的未來想像是很正常的事情，這種「想像」又和身分和黨派認同交纏在一起，進一步使統獨議題變得更複雜。那麼台灣社會的真實民意到底如何？
二〇一六年台灣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的候選人蔡英文。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林宗弘在二〇一七年發表的《台灣年世的政治認同(1995-2015)》一文中就利用了《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在一九九五至二〇一五年間五次共10,068個18歲以上的樣本，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來看文章是如何測量統獨偏好，受訪者需要分別對以下兩條問題表達支持度：1)「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和平獨立陳述); 2) 「如果大陸與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平等統一陳述)。回答賦值0至3，分別表示由「非常不支持」到「非常支持」。由研究可見支持「和平獨立」的平均分(1.74)要略高於「和平統一」(1.52)，而且總體上和年齡成反比關係。
如果進一步考慮出生世代和身份及黨派認同，則能發現台灣認同隨著時間推移，總體在提高，並且不分世代。然而，對於被認為是以「台獨」理念起家的民進黨，不同世代的支持度其實是存在明顯差異，綠營的支持者集中在出生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〇年經歷過威權統治和一九八一至一九九〇年經歷過民主轉型過程的兩個世代，更年輕的世代即便有著最強的台灣認同，亦未必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二〇一六年台灣總統大選，代表國民黨的候選人朱立倫在街上拉票。
林宗弘於是在文章結論中寫道「綜上所述，台灣認同長成趨勢幾乎不受經濟理性因素左右，青年世代確有台灣認同的『天然成分』」(第47頁)，然而「年輕世代台灣認同雖然影響統獨偏好與政黨支持，但仍受到政黨表現的理性選擇因素影響，只不過，若民進黨執政不利，可能會使青年偏向更支持台獨或左傾的黨派，不太可能轉為支持目前深藍且老化的國民黨、或經濟右傾的泛藍陣營。」(第48頁)
也就是說，政黨的執政表現在權重和排序上要後於國族認同。
回到《許可辦法》的議題上，理性而言，台灣在二〇二〇年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14%)，開放移民是解決老齡化其中一個可行方法。而來自港澳的移民，假如是專業人才，在語言和文化相近的情況下，按理是很理想的勞動力補充。在道義上，也為台灣的國際形象加分。
但《許可辦法》卻同時涉及兩岸關係，從而刺激到國族認同和台灣未來這個台灣政治最核心同時權重最高的議題，在事實上引發了民粹，使議題很難在理性的狀態下進行討論。而統獨議題和其他議題疊加的情況並不少見，假如上述的情況一直持續，對於台灣社會自身的福祉和發展而言，也不會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