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相信生活不只有「有瓦遮頭」，如果我們相信文化的形式是豐富且人人有權接觸，如果政府認為文化專業化、產業化是澳門未來的方向之一，各種不同的文化設施在每區的配置就是值得關注的議題。現時北區及新城A區有多項規劃，時事評論員蘇文欣指出，目前政府就設施蓋率的想法公眾並不知悉，認為需要多落區與居民溝通。
設施藍圖不清晰
住屋問題一直是公眾關注的民生議題。曾任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是社工學者的蘇文欣指出，政府在關注房屋供應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文康體設施的需要。澳門每區的人口數量、特徵，政府應有一定掌握，特別是新城A區等新區，公共房屋佔大多數比例，該區居民的人口趨勢乃至需要，政府都應了解，並顧及居民的文康體需要。然而，目前在公眾眼中，這些設施在城市設計中的位置、其規劃指標等都不很清晰。「我們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標準，包括每10萬、20萬、還是50萬人口會有一些怎樣的標準設施。這（標準）非常重要。新區可能搬進來的是年輕人較多，需要怎樣的文化場所？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這講法。」
文化需求隨社會發展提升
蘇文欣分享，自己曾在傍晚時份，於中區一個文娛中心門外看到有長者前往唱曲或聽曲，「那時間，老人中心也關了。」他指出，澳門整體的知識水平、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對藝文的需要也相應產生。就場地的使用而言，現時政府雖然有文化中心等設施，一些博企也願意提供場地，但文化中心和博企的場地較大，並非所有藝團都能夠應付，而且博企的場地商業味較重，不一定每個藝團都適合。他記起自己一次欣賞音樂演奏會的經驗，認為如北區和東區等社區有更多的藝文場地選擇，一方面能分擔文化中心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能減輕藝團的票務負擔。
他並以1970年代的香港為例，指出港英政府由當初只在港島設大會堂，到後來按人口比例在港九新界多個社區設文娛中心、劇院，許多年輕人於是開始接觸文化，並使用那些場地進行創作。而為令更多人都有機會欣賞到演出，一些節目在大會堂演出後會到其他社區巡迴。反觀澳門，他暫時未看到政府在設施規劃的方向上支持。「表演也好，其他創作也好，我們要有地方，要鼓勵，而我看不到（澳門現時）有甚麼計劃。搞民生是好，但長遠來說，將人口的文化水平提升，還未做到。如我們想我們的文化質素一直提升，一定要在社區（有設施）。」
一些民間社團的地方也設有展覽空間。
官營與民營的互補
雖然官營空間或許較少，但現時北區和東區有一些民營的空間可作藝文活動之用，包括明愛的「何黎婉華庇道演藝劇院」、聖若瑟大學的展覽廳，或是一些社團中心內的設施，例如街總樂駿中心內設有的展覽區等等。那社區中的民營空間又能否填補，甚至替代對官方空間的需要？對此，蘇文欣認為，倘這空間屬商業營運，一些藝團或未能負擔。而倘若空間由非牟利團體營運，好處是較彈性，適合藝術工作的性質，但就需要一些津助去維持。「我更贊成支持非牟利機構去做，因為文化這回事，要彈性大。政府做的那些始終官僚架構，只是走程序就已很多事不用做了。」他補充，不是有了民營空間就不需要官方設施，也不是有了圖書館就不用電影院，「不然你看YOUTUBE都可以，何用搞咁多？」
「我們的目的是甚麼？是否提供娛樂活動？不，我們是想有整個文化層面的供給，想我們的市民對於我們的社區有參與、歸屬。這些是絕對需要的。如所有事都中央化，甚麼設施都只有『中央』的，得一個，參與就會低。如文化中心一類政府的設施，是整個地方的，不是北區的，彷彿與北區無關。分區的，要令那（設施）成為那區的文化參與，人人都能在那裡參與不同的文化活動、表演等等。」
就設施與居民溝通
蘇文欣強調，這些藝文設施的設立要切合該區居民的性格，而政府與社區居民的「由下而上」的溝通非常重要。他指出，這種城市的規劃，一定要落到社區，但有感現在的溝通並不足夠，雖然政府有在媒體宣傳，但亦需要走到社區裡去推動，親自跟居民介紹。他憶述，在「舊區重整」的年代，政府在北區設有辦公室，職員曾跟居民做過不少介紹，認為居民對切身的事都會關注。「整個北區沒理由沒人有切身的事。居民不是沒興趣的，尤其是某些跟區有關係的活動、設施。你一直說起多少屋，我相信居民興趣不大，你在區裡說設施的變化，居民一定有興趣，一定。現在詳規就是講設施的變化，例如公園怎改。」他又建議，政府可與博企商量，共同支持社區的藝文發展。「六大博企，一人認一個區，不就解決了嗎？」他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