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最近推出進出政府部門要先掃場所碼，相信不久的將來，政府亦會強制市民使用健康碼APP。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政府目前是採用貼近於內地的防疫措施去回應內地的通關要求，反映澳門的抗疫措施沒有自主性。另外，有研究表示染疫是一個令民眾產生抗體，避免嚴重的疫情或重症的做法，余永逸亦質疑，澳門社會單靠打疫苗，是否具有足夠的免疫能力？他建議政府內部需要進行在甚麼情境下恢復社會正常運作的情景分析。
余永逸表示，全世界都存在防疫措施及居民自由的矛盾，在今年二月初，加拿大卡車司機抗議政府實施跨境疫苗強制令，引發了群眾示威；在歐洲亦有國家迫使市民接種疫苗。至於澳門政府推出的防疫措施，與居民的權利自由產生矛盾，反映澳門都在面對同類問題。
他表示，過去兩年特區政府用防疫的理由去禁止民眾的一些政治參與的集會權利及活動，但相反地，喜慶活動方面政府則沒有阻止，甚至由政府組織，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原因是同過去澳門政府在政治集會的安排上，都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疫情之下本澳遊客比以往都有所減少。
余：澳門抗疫措施缺自主性
「（澳門政府）其他的出行措施沒有很大的討論，缺乏了一種價值體系去審視市民在抗疫及居民自由之間的平衡。」他稱，在澳門，政府最大的考慮就是如何同內地接軌，尤其澳門有幾萬名居民住在珠海，如果澳門同內地的防疫措施不一致，會影響居民及外僱每日往返澳門，反映澳門的抗疫措施沒有自主性，而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即使有自主性，政府的選擇當中亦別無他法，要用貼近於內地的防疫措施，去回應內地的通關要求。
「澳門的社會當中，究竟要有多大的程度要同內地接軌？」他提出，政府推出防疫措施，某程度上犧牲了一些市民的自由，社會沒有太多討論；另一方面亦會有一批市民會考慮通關問題，這兩個問題的張力愈來愈大。
他又表示，由二〇二〇年開始，政府及市民都採用嚴謹的措施去抗疫，用「短痛」的方法去處理，但至今已經兩年時間，社會有一批人對防疫措施的容忍性降低，甚至內地在「清零」或「動態清零」的政策下，都有民眾舉行示威及民眾集會。
早前，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下稱：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示要堅持「動態清零」。余永逸表示，某程度反映內地開始不斷重新演繹「清零政策」，而香港最近都在面對疫情失控，他相信，所謂與病毒共存及清零政策，本身都不是兩極，而是大家都走向中間點。
澳門方面，他認為，澳門政府最初抗疫的時候反應快，至今的目標則不夠清楚，在面對很多的矛盾之下裹足不前，社會在最初抗疫的高能耐之下慢慢減弱，這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無法律依據迫使
進入私人場所須掃碼
至於推出政府進入公共場所要掃健康碼是否符合法理依據及行政程序？余永逸表示，相信政府做法合法，但就未有法律依據去迫使任何人進入私人場所要掃場所碼。 但他認為，掃描場所碼的措施似乎在回應內地的一些訴求，但內地的措施沒有辦法直接搬到澳門，澳門政府只可以在某程度上回應了內地的需要。
至於掃描健康碼的成效有多大，執行性有多高。他表示，最後都要視乎場所是否自律，有沒有人要監督所有入店舖的人都要掃健康碼，而如果有場所違規而做不到，政府是否有懲處？有沒有足夠的執法人員去做這件事情？
余永逸認為，就算推出強制措施，民間執行的情況可能都是得過且過，政府沒有很大的能力去監督所有場所的人都要掃描健康碼，有關措施成效未必能達到預期。當有遺漏的個案是帶菌者，就會令到制度出現很大的漏洞。
至於澳門有沒有空間去主動尋求出路？他表示，當內地由「清零」講到「動態清零」的時候，衛健委表示內地會因應周邊情況去調整，但澳門政府有沒有預視有關調整是怎樣的趨勢？有沒有策略性的安排？他舉例，目前部分國家都面對「同病毒共存」，當疫情爆發，某個地方需要封城，將城市運作停下，從而壓低感染，最終目的為了不要拖跨醫療體系，這是部分西方國家的做法。而內地的動態情零，某程度是有疫情或個案時就封鎖個別地區。
「似乎現在內地或西方國家，都透過疫苗提升民眾的免疫力，同時有研究表示染疫是一個令民眾產生抗體，避免嚴重的病情或重症的做法，由動態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兩者都是希望透過時間讓社區慢慢提升免疫力，某程度去舒緩醫療體系的問題。」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單靠疫苗接種
澳門是否能完全抵禦病毒？
至於澳門，余永逸表示去年發生兩波疫情都很快受壓，目前澳門的接種率高，但有意見擔心國產疫苗的抗體效力不足，政府亦在「谷第三針」，目前澳門在社區當中幾乎沒有感染個案，基本上要靠疫苗提升市民對病毒的抗體。
他又表示，個別感染都是一個方法去加強社區的免疫力，但澳門社會則缺乏相關元素。目前本澳的群眾抗體是基於疫苗而產生的，但這到底是否能完全抵禦病毒、足夠保護澳門社會仍有待證明。
余永逸認為，有關整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免疫力的問題上，政府內部應進行有關情景分析，例如未來在甚麼情境下恢復社會正常運作。
推出健康碼APP
迫使愈來愈多人使用高科技
至於不少長者或沒有跟上電子科技的人士在政府推行不少電子化的抗疫措施時受到影響，余永逸表示，電子政務當中，必然要面對「數碼鴻溝」的問題，一些人沒有能力去使用有關科技，包括經濟原因、以及個人的文化或理念等原因。
他指出，政府過去推行電子政務比較慢，對此設有緩衝期，讓實體的服務及網上服務共存。但他質疑，目前政府推出的健康碼APP，是否意味這個過渡期已經完結，迫使愈來愈多人使用高科技？實際上政府已一刀切在個別服務當中放棄實體服務，似乎政府已經走向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在面對兩個體系當中，是否要加快一體化，中間會否有回轉的空間？如何將大家的不同去共融？」他表示，中間存在了有很大的問題，相信政府是在回應內地的壓力，但目前政府都只是用「拖拉」的方法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