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 顯榮里5－7號房屋遺址
近日，城規會討論顯榮里5－7號（圖一）地段之規劃條件圖，當中有委員從一份1838年的古地圖中指出該處為清朝駐澳門官方機構「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之範圍（圖二），隨後文化局認為無法論證其確實地點，又指出曾在該地段內挖掘出過去舊建築物的地基及瓦片等。由於相關地段位於「世遺緩衝區」內，文化局需要提交意見，但當局在未有充分討論情況下，把文物的價值交由業權人決定，做法備受質疑。
圖二 – 1838年地圖具體顯示「Alfandega Chineza」（中國海關）之位置
事實上，除了上述地圖，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成書的《澳門記略》（圖三）及道光七年（1827年）出版的《香山縣志》（圖四）也曾記載「大關」位置位於上述地段附近，本澳曾有不少學者、包括文化局自身也曾對「關部行台」作出研究，並曾刊登於《文化雜誌》上，可見「關部行台」對於澳門歷史極具價值[註1]。
圖三 – 《澳門記略》中顯示「關部行台」及「唐人廟」之位置
此外，建於1633年、毀於1747年的「唐人廟」教堂 (Igreja e Seminário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 遺址，也可能位處附近。從顯榮里、關前後街和大關斜巷的葡文名稱中的「Amparo」，大約能說明其位置和範圍，而上述《澳門記略》及《文化雜誌》之研究同樣論述「唐人廟」位於此地段附近[註1] （圖三）。
圖四 – 《香山縣志》顯示「大關」及「大三巴寺」之位置
文化局稱在相關地段挖掘到舊建築物的地基，令人雀躍，有可能為「關部行台」甚至「唐人廟」的遺址，為澳門重大的考古發現。根據資料，文化局分別於2008年及2010－2012年進行了兩次考古工作。
2008年的考古工作，當時受時間和面積所限，只能發掘約3米乘5米的空間，成果曾刊登於《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研究發現該處在明末清初時有一間房屋，房屋拆毀後，土地於清末填平建成顯榮里5號。文章總結「這些聚落房屋與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澳門關前正街和後街附近設立的關部行台可能有着密切的關係」[註2] [註3]。
2010－2012年，此時顯榮里5－7號房屋已被拆卸，文化局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來澳，在研究聖保祿學院遺址的同時，也重新對上述顯榮里地段進行考古工作[註4] [註5]。其中一位參與考古工作的研究員，也認為顯榮里遺址或與「關部行台」有關 [註6]。惟是次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聖保祿學院遺址的發掘，對顯榮里「關部行台」的考古發現幾乎沒有著墨，也沒有被發表，市民對於如此重要的考古成果一無所知。
「關部行台」遺址對於澳門以至中國歷史上都極具價值，故此，本人認為當局應公開2008年及2010－2012年對顯榮里遺址的考古發現成果，如地基的測繪圖、相片及相關發現，並建立專題網站及講座，讓公眾能參與繼續研究，也讓市民能更好了解澳門歷史。
此外，當局也應進一步研究相關遺址，如證顯榮里屬「關部行台」遺址，更應重新審視其文物價值，以作適當保護，以免遺址受到不可逆轉的破壞。
＃ 本文為2021年4月14日，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簡稱「社諮會」）平常會議中，委員區頴晞就「顯榮里遺址之文物價值」的發言內容。圖片由區頴晞提供。
文獻參考：
[註1]: 關俊雄，澳門唐人廟考，《文化雜誌》中文版第94期，2015年春季刊
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94/2447
[註2] : 關俊雄，澳門公眾考古回顧及展望，《行政》第31卷，總第120期，2018 No2.
https://www.safp.gov.mo/safptc/download/WCM_067824
[註3] : 陳炳輝，context考古發掘與記錄方法的應用思考——以澳門顯榮裡五號房址考古試掘為例，《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6卷，第128－145頁
[註4] 大三巴考古重大發現，澳門文化遺產網頁，2015年6月17日
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mainNewsID8964
[註5]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考古新發現，中國考古網，2010年6月4日
http://www.kaogu.cn/html/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38966.html
[註6] 朱岩石：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8年9月28日
https://www.sohu.com/a/256736514_199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