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大量北京市民與大學生為其舉辦悼念活動，並表達對中國改革緩慢的不滿。隨後學運發酵，學生陸續絕食抗議，到1989年5月1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措詞強硬的「519講話」，之後北京宣佈戒嚴，大量軍隊進駐北京市中心。
千里之外，香港也有數以萬名的市民為此冒着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聲援北京的民眾，並由維園遊行至灣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總部抗議，當年剛好在香港唸大一的澳門人Teresa（化名）也是其中之一。
「香港每次遊行都幾乎有去，學生嘛，跟同學一起去。遊行的次數越來越密，已忘了有多少次了，由周末到平日都有，情緒也愈來愈不平靜。學校裡面就連平常看來很cool 、不多理世事的學生都很激動地看着電視，高年級的學生在校內通宵制作民主女神像。」
「6月3日，我記得那夜我要兼職。當時的氣氛已很緊張，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沒人說話。我住的地方沒電視。一放工我就找有電視的地方一直看到幾乎天亮……」
「第二天，很多人上學時都眼紅紅的。學校很多老師都用黑色布紥在手臂上。大家都不說話，氣氛很沉重，然後更多人繼續去遊行……」
31年前的事，今天她仍歷歷在目。
當年學運 全家支持學生
Teresa一頭短髮，現已中年的她看起來仍然非常年輕。兩個女兒都成年了，外出時還常被人以為與女兒是姐妹。關心社會的她至今仍幾乎每年都會出席六四集會，有時女兒也會和她一同前往。她記得，當年「六四」發生，父母也是與她、與北京的學生同一陣線。當年澳門，也曾有一次又一次的聯署，一次又一次的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人數同樣是數以萬計。
「我爸媽本來都——用現在的講法——是『藍絲』，我媽本來不支持學生，但後來形勢發展，她也變得支持學生，好像也有去簽名甚麼的。但我爸爸最好，他看很多書和報紙雜誌，所以他一直知道在發生甚麼事，不會盲目支持政府。所以六四由一開始他就很肉緊地錄起所有所有電視的新聞、特輯，全部都有留起，還有報紙。我記得他收起了好多，說要留下作歷史紀錄，也把剪報寄給我當時在外國唸書的哥哥。爸爸當時真的好痛心。我還記得他很努力忍住眼淚的樣子……」
後來學運遭武力清場，死者無數。從「八九學運」活下來的，要不成為階下囚，要不逃亡遠方，終生不能歸國。「8964」這組數字也從此成為中國最敏感的字眼之一。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不能在這天自由祭奠。當局也嚴格控制媒體報道與教科書，網上有關「六四」的關鍵字、圖片乃至燭光emoji都會被過濾消失，彷彿它不曾存在，唯有北京每年這時的深嚴戒備暗暗印證了當年這裡曾有大事發生。
傳承六四 望下一代重視自由
中國政府不斷極力隱瞞，同時強調經濟發展，Teresa坦言，在這樣的政治宣導下，「六四」發生30年來自己也親眼目睹，很多當時反對武力鎮壓的人到內地生活後「轉軚」，覺得當年鎮壓沒錯，而自己的母親雖然住在澳門，立場也由支持學生變回「藍絲」再變成「紫紅」。但Teresa和爸爸沒有。後來她畢業回澳，每年仍會堅持出席六四悼念集會，到女兒出世了、開始懂事了，她就一點一點地給女兒講「自由」、講「六四」，有時也帶她們去悼念集會。
「她們小時候就像講故事地講一點，後來她們大了，有給她們看影片。」老師要女兒背詩，Teresa就選了中國80年代一位詩人的作品來教她們。「當然那跟六四看起來沒有直接關係，但當時的年青人希望能過更自由民主的生活……這個嚮往，希望她們明白那是像生命一樣重要的事。」
「我其實沒有講太多『六四』的細節，因為之後她們上課老師都有講，然後她們識上網之後也不用我講了。我女兒說，六四時，有同學在課室黑板寫『平反六四』等，老師都由得他們。她們還有同學搞悼念，在中午、在小息時在學校門口派傳單。」
「那年代，學校還比較開放，很多年輕老師都很好，現在不同了。」那是大約2000至2010年。
嘆自由空間不斷收窄 望歷史能被記下
2014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Teresa也有和兩個女兒一起到香港金鐘的佔領現場實地了解。Teresa笑道，兩個女兒早已長大，也比她更緊貼社會，去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剛開始，兩個女兒已教會她用Telegram，也會給她分享不少資訊。而這幾年與女兒同行了解各社會事件期間，她也感到澳門的言論空間不斷收窄，例如去年8月的「聲援香港默站」被取消，例如今年六四圖片展及集會以「疫情」為由被取消。
「很明顯疫情完全是藉口。默站都這麼緊張，所以六四集會被取消是一點也不奇怪，但當然會很憤怒。」
她認為，這不只是六四集會被取消的問題，而是這是一個訊號，加上很多言論空間都已被收窄，擔心會影響六四記憶的傳承。「如果我們假設人類歷史是往前走的——本應是往前走——那我們現在更應該去做以前做得不好的事，將歷史更完整地記下來，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