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賀一誠日前在立法會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與過往十年的施政報告聚集「福利政策」相比，賀一誠的首份施政報告可謂「回歸理性模式」，指賀一誠日前在記者會上表明，今次的施政報告回顧了過去20年的發展情況，談本澳現時所面對的問題，之後再提出施政重點，「除了是回歸理性外，更是回歸到科學管理的模式，就是講出現在的問題，然後列出重點需要解決的問題，這肯定是件好事。」
他亦指，今次的施政報告，亦展示出賀一誠的管治方針較為科學，「他在答問大會回應議員有關五年發展規劃的提問時，合理地解釋了規劃的困局在哪，例如有什麼問題、如何量度指標等。其實5年前的五年規劃出台時，大家都不知道指標是什麼，只不過肯定有個好處，就是先做，日後再看相關指標如何論述，而當時我的態度就是有好過無。今次他說要想清楚指標從何而來，他的解釋也合理，問題是政府未來會如何做？坦白講我也看不到太多。」
繼續講建立「服務型政府」 余：政策制定水平是否足夠更重要
賀一誠競選期間的政綱將「公共行政改革」放在首位，而施政報告中針對行政改革的篇幅也不少。但是余永逸坦言，對於施政報告中關於「公共行政改革」的篇章較為失望，因報告仍著重提及建立「服務型政府」。他指出，何厚鏵時代就已經提出要提升公共服務的水平及效率，而今日賀一誠亦說出類似的話，「究竟有什麼不同？是否仍只著重公共服務的效率？其實這20年間，政府提升服務的成效大家都收貨，當然仍有改善空間，但是服務水平已與回歸前提高許多。」
「若賀一誠仍採用同一概念時，我就會問，你還想改一些什麼？中間他亦提及跨部門合作，現在的問題是，到底跨部門合作是否會導致政府的行政效率慢了？或者服務的效率差了或不夠好？我覺得不完全是。大家都明白，跨部門合作會導致某些公共服務未能大大改善，但是市民心目中對於政府的問題，不單純是在公共服務的效率問題上，而是政策制定的水平是否足夠。」
余永逸以今次疫情為例，疫情初期政府有不少政策措施都做得不錯、十分到位，「先發制人」地去做一些措施，旨在避免疫情在社區上擴散，甚至在經濟層面上，政府早在3月份就已提出要派消費券，相關經濟措施都做得十分領先。但到3月中下旬開始，政府的政策措施就開始減慢，尤其在處理經濟的問題上，「你留意外國的疫情較本澳慢，但人家3月底4月初就開始說要挽救經濟、援助中小企，甚至直接幫企業支薪。但到今日，本澳依然在討論要如何幫助中小企，可見政府的步伐開始減慢。」
為何會出現政府步伐減慢的情況？他指出，政府對於需要與公眾進行溝通、討論、諮詢的政策時，容易出現裹足不前，不懂前行的情況，「又如澳門基金會100億的援助，究竟要援助什麼人？我們討論了差不多1個月時間，仍然未有清晰的圖像出到來。若要說效率的問題，問題不出在公共服務的效率，而是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跟不上社會的需要，到今日也如是。」
「所以我失望的重點是，賀一誠看不穿這一點，若說不到這一點出來，你就做不到科學施政。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其實這是很舊的東西，講了20年，到今年仍在說，我覺得有點失望。服務型政府、大部制是需要做的，但改革的核心點不在此。反而我覺得你應斬釘截鐵地說，在政策制訂的水平上，如何去提升？如何回應公眾？如何與公眾溝通？我覺得你應指出問題，若你迴避問題，你就不會處理問題。這正正是公共行政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初就遇到了疫情，而疫情期間政府的表現亦獲得不少掌聲。余永逸認為，政府在應對疫情的策略上做得很到位，但是當疫情延續時，問題就開始浮現，「這不只是賀一誠的問題，更是整個政府本身的能耐。」
他指出，政府面對技術上的問題時從來都做得不太差，但當問題牽涉到政府與市民之間有不同考量時，政府就會出現做得不到位、甚至不懂得如何做的情況，「這似乎是政府一直沿襲下來的問題。其實從3月中下旬開始，社會的聲音變得愈來愈多，而我們現在也面對著『疫情是否已完結』的矛盾。若疫情一直延續，就會將政府的深層次問題表露無遺，變相令政府每當去到一些需要與民間溝通協調的政策事務上，就容易失分。」
構建可操作的官員問責制 余：勿迴避政治問責
另外，施政報告中亦提到要構建可操作的官員問責制度。余永逸認為，賀一誠似乎想以行政及法律兩個層面來看待問責。但事實上，社會對於官員問責的看法經常都會離開這兩大層面，「其實行政及法律的問責，是無法覆蓋所有問題的。就如天鴿後，氣象局長馮瑞權的下台，究竟是行政上出了問題，還是要被迫負上法律責任的問題？有心人一看當然覺得是後者，因若是前者的話，政府應一早要處理掉，否則就是不作為。」
他指出，政府及社會一直無認真討論過問責的概念，「自陳麗敏年代開始說高官問責制，至今我都看不到何謂問責。問什麼？責什麼？公眾的著眼點只是在有人做錯就要受罰，但若是如此，怎樣才是做錯？你如何釐定誰做錯？純粹從一個法律法規去釐定時，有些法律法規沒有時，又是否需要負責？政府反應緩慢，但法律上又有否定義何謂反應緩慢？到最後，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在說政治問責，但政府卻以行政、法律層面上的問責，來迴避政治問責的問題。」
「當大家再去追高官問責時，問題去到最後，應是政治問責，而非行政、法律的問題。若行政及法律寫得不足，其實只要修改一下、加一些東西就可以解決。例如過往有意見認為要為官員評分，但是否真的能做到？是計不到分的，因為無論你的分數計得有多好、有多差，公眾自己都會有另一把尺。」余永逸強調，當本澳社會仍未醒覺，仍是以行政及法律的手段來處理問責時，是無法處理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