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光打在舞臺，眼前演員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才發現他們部分是去年石頭公社的《世界和我怎麼樣》，與2016年澳門藝術節中《Disabled Theatre》的演員，於是，各個時間的舞台、他們和我，在腦海中不斷地拼合又分離。
《世界和我怎麼樣》和《Disabled Theatre》是我感受深刻的作品，而《未境作業》是相較前兩次最流暢和舒服的觀看經驗，這種變化是來源於製作團隊、演者或是觀者自身？事實上我無法脫離任何一方去談論這個作品。
我確定的是，演員的身心較之前更放鬆和成熟，他們的身體更適應演出的節奏。開場，如之前兩次演出相似的結構，開幕由坐在椅子上的他們開始，彷彿一開始便告訴你，沒人是主角或是配角，這是一場關於他們故事的呈現；無疑，每一個人的人生故事也是獨特，可是，如何提煉其成為一個演出，還是有其藝術的考量，《未》則體現在整體節奏的安排上。首幕，一名澳門演員在首幕真誠地說：「好驚啲瑞士人，我發惡夢（很怕瑞士人，我做惡夢）。」然後示意Jenny（莫倩婷）跑入舞台當翻譯，能想像那可能是合作剛開始時發生過的一幕，演出其實還是有預期地發生。當他們逐一出場，說出或做出他們關注的事，每一部分似是相連又很斷裂，有時演出平靜得拉回生活的情境，突然的一句「父母很擔心我」，或是「現在，香港」，卻又像針一樣刺中了當下，可是，下一秒，又迅速回復平靜日常。這樣起伏的節奏在演出中重覆出現，直至劇終。
不像複雜結構的劇本，觀眾可能會分心於情節上，《未》簡單明暸的結構使焦點回到演員身上，凸顯他們的身體表徵、性格情緒，甚至是身份，更赤裸地展現人前，例如劇組安排手提電腦置於場內，讓身體有較大障礙的演員轉換音樂，每次的轉換，我們不禁會目睹他身體的如別不同，同時，也觀看到這劇場擁抱着他的存在。
這樣，考驗又落在觀眾的身上，從小我們被教育不能直視別人的痛處，但劇場的設定和調度，又使我們必須注視他。那刻我發現，他身體帶出的美，一種我甚少展現的蜷縮姿態，正正也是他因身體障礙而成的生存狀態，在燈光聚焦以下，成為走動的演員前一種獨特靜態的構圖，他與觀眾的偶爾對望，能看出他對轉換音樂的把握與自信。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名瑞士演員的演出，一名身型相對龐大的演員橫躺在舞台的後方，另一名則凝重地慢慢向前走向觀眾，嘴裡喊着一些凌散的詞語和句子，有點像屬於他世界的密語，又像與當下聯結的預言，充滿詩意；兩者身體散發出的張力和聲音，展現了自然賦予身體的美，也是演員自身與世界很純粹的、直接的對話，非常激動人心。
觀看他們的身體，我也在反觀自己，這兩年在異國的生活，我也常成為環境中的「異類」。尤其在擠迫的車廂，不能避免地與人近距的接觸，他人不自覺地把你細心觀望，又刻意地避開的眼神；或在眾人的發言中，不地道的口音能輕易勾起別人的注意。這樣的體驗，回到今天作為觀眾的我，撇除我們身體和語言的表象，人是如何溝通？直觀來說，兩名擔任翻譯的莫倩婷和Chris Weinheimer是特殊演員與觀眾溝通的橋樑，但更多時候，他們的介入又引起更多對溝通的反問：他們是否需要被翻譯？翻譯之間補充又流失了甚麼？他們的介入是否象徵着，一般人對他們的解讀？在他們等待被翻譯的時間，演出是否還是在繼續？我覺得，過程中有創作團隊的預計，同時，也是翻譯者對於如何介入/介入程度的挑戰，他們也把自己也放在這場實驗與再現當中，我想，這也是有別於之前演出，他們都不稱自己為導演的原因。以現時的版本來說，筆者覺得還是可以減少翻譯的部分，甚至是歌曲中能以「語言」理解的歌詞，把信心歸於演員身上。
觀看《未境作業》，更多思考的不是演出所面對的一個小時，而是構成這一小時的，之前與之後，過去與將來。有趣的是，坐在筆者旁的觀眾也是去年的澳門演員，她不時自發地發出笑聲和鼓勵聲，並注意我的反應，這是時間累積下來，對團隊的信任、演員間的默契。在台下，這些變化一點點地改變着他們的過去，創作團隊在這些年來，花下的心思和時間功不可沒。此外，結幕後和場刊裡也發現，他們常常提到演出「玩」得很開心，現場觀眾和演員也笑聲不斷；但我承認笑和玩的背後，我還是有猶疑與不安，我明白社會眼光和態度不能迴避。離開劇場以後，於他們，這兩地的演員，會是怎樣的過渡？因為場刊中他們的文字感受有限，我未能/也不能去忖測演員如何感受這份開心。
我尤其想到澳門的演員，非全職演員的他們，演出佔生活太少的部分。完場後走出舊法院，遠近霓虹燈依然耀眼，澳門的表象其實還是如我離開前相似，社會對特殊人士的看法，挖向社會更深處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藝術作品可以涵蓋的所有，回應作品的名字：The Never Ending Task。然而，我肯定，這夜的故事很動聽。
演出：《未境作業》
場次：2019年11月10日晚上8時
地點：南灣舊法院
＊相片由石頭公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