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舉行的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賀一誠順利以392票「高票」當選，成為第五任行政長官候任人。但當賀一誠回應傳媒提問有關392票的認受性時，他就直言「不知道自己的認受性」。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賀一誠的回應相對中肯，「票數雖然很高，但是否代表市民完全接受？連賀一誠自己都不敢說。」
他指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在民間的代表性不是太強，因為選委的產生本身也不具備市民很大程度的參與，「我想在認受性方面，在選委當中可算是高，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選委能否直接代表到社會？就算選委由數千人投票產生，但又有多大的認受性？」
而另一邊廂，新澳門學社所舉辦的「2019普選特首民間投票」，結果有共有5,698人投票，就「是否同意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唯一命題表態，當中有5,351票贊成（93.9%）、236票反對（4.1%）、111票棄權（2%）。
余永逸就認為，雖然有5,351人贊成要有普選，但這亦不代表主流民意認同要普選特首，其代表性有待證實。他亦認為，一個由民間舉辦的投票，參與投票的人不算多，代表這一班人表達出要普選特首的訴求，但這並不代表普羅大眾有很大的訴求，「可能有人害怕私隱問題不敢投票，純粹去看公民參與的意見，這反映出有5千多人有決心地出來發表這一方面的意見。但這可能亦反映出一個趨勢，反映有愈來愈多人肯走出來發表意見，這或許是一個不得不留意的訊號。」
對於政制改革的議題，余永逸認為，從中央的層面應要想，究竟立法會的角色是什麼？「過去大家留意到，增加了直選、間選及選委的數量，主要是增加了政界持份者的參與，一般市民的參與度沒有太大變化。但近年可以看到，無論是間選、選委，都開始慢慢有競爭，對比上屆選委選舉，今屆在個別的界別都多了人出來競爭，從無競爭到有競爭都是一個訊號。但這個競爭從市民的角度來說是不足夠的，市民的參與度始終不高，你可以關注，但你沒法影響。」
故此他認為，在啟動政改時，社會應該討論究竟市民的參與度可否提高？立法會的角色是什麼？甚至委任的議員的角色是什麼？究竟是代表政府的票數在立法會當中？「這些都是在過去沒有討論的，其實我們應要有明確的方針，即使普選不是一步到位，但究竟在方向上，我們從哪裡先行？是在間選中多一點公民參與，甚至在香港的功能組別般，澳門又會否將間選變成功能組別？或者市民能否一人兩票，一票選直選，一票選功能性的代表？這些都是要思考的問題。」
余永逸認為，其實政制改革最容易進行的是委任議員，「究竟委任議員的角色是什麼？是否還需要這麼多的委任議員？這是值得討論的，慢慢減少，也不太會影響到未來的發展需要。例如將官委議席拿出來給間選或直選，這個對將來立法會的變革，我想不會構成很大的阻礙。你去改革直選或間選的產生辦法時，某程度上就已規範了將來的發展，但處理委員，對將來的影響不太大。」
選舉正式告終，社會關注點亦由賀一誠的政綱，轉換到司長的人選上。賀一誠在記者會上指出，司級官員首要條件是廉潔、具有執行能力、願意與市民溝通，這些是服務型政府的必備條件。社會有意見就質疑，賀一誠的這番話，是否代表過往及現屆政府的司級官員都不具備這些條件？
余永逸不認同這個說法，並指出其實是社會變得太快，「從前只有40萬人口，當中永久居民可能只得20至30萬人，但現在已有60多萬人，當中永久居民已有40多萬。」他認為，人口變多，問題亦變得複雜，過往許多政策就算不用溝通都知道要如何去做。但過去10多年經濟起飛，亦帶來利益的多元化，「這樣就麻煩了，就需要官員多與民眾溝通，執行時與到持份者的反對時，你如何處理？是否要與持份者溝通，然後才執行或制定政策？這在過去我們都做得不好。」
他認為，社會變遷得十分快，社會的要求亦變多，但官員的能耐沒有很太地提升，「現在的官員回到20年前的政府任職，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但20年前的官員拿到今日的澳門環境，可能真的不行，因為當時的環境與現在不同。」
余永逸強調，過去20年政府沒有好好提升官員的能力，認知的思維不足，官員具備一定的能力，只是思維上官員跟不上社會的要求，「溝通沒有需要實習的，要多點同人家說才可以。但你思維上只是在想父母官，訂一個政策就是為你們好，但從來不想你們覺得好不好，就覺得你們不尊重個官，思維上我覺得重要過其他東西。我覺得因為官員的思維，無辦法與社會發展同步，故此是有一定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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