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晚上，我與一場發生在澳門的反集會拘捕擦身而過。
當然這不是甚麽僥倖的事。我在前一天與幾位朋友參加了8.18香港的維園和平集會，並接受了一家媒體的訪問。對於澳門的普遍大眾來說，參與香港的集會已經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當報導出街後，我們幾位「澳門人」旋即被標上「搞事」的標籤，甚至被說「你們憑甚麽代表澳門人？」
然而，我們從來沒想過要代表澳門人，更沒有說過要代表澳門人。我們的「澳門人」身份是一個事實，並不需要掩飾。而且我們只想讓旁人明白，即使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仍然願意為發生在香港的不公義事件發聲。但這種發聲，在和諧至上的澳門社會裡，就是「死罪」。
充滿澳門特色的平衡
澳門人其實很寬容的，對言論的限制也並非很多人想象中的那麽嚴峻。只要你願意聊，身處澳門任何角落都有街坊肯跟你議論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與你分享各種內幕小道消息，甚至對國家的意見，你肯聽，絕對有人肯講。
澳門人就是如此寬容，所以才會如此緊張。
我想很多澳門人都認同，這種寬容的代價是不去插手中央的指令。我們在中央的保護下表面上好像得到比澳葡時代更多的自由、權利、經濟成果、人格尊嚴，很多人都認為這種進步得來不易，尤其在賭權開放後，澳門的經濟命脈更直接扣在中央的政策上。基本上，澳門人的衣、食、住、行，都與中央的態度息息相關。如此重要的「水喉」，大家都知道要好好珍惜。
因此，澳門人在「愛國」這件事上，可以說是非常理智的。我們是出於現實需要而愛國，而不只是情感上。
亦因此，誰動搖到中央的神經，誰就是在影響整個澳門社會的福祉。近兩個多月發生在香港的事件，澳門人其實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都更了解。因為更了解，所以更冷漠。
澳門人對反送中事件的態度，一直保持着一種精妙的平衡：不支持亦不反對。誰破壞了這個平衡，誰就是罪人，而且更是一條「死罪」。理由很簡單：如上所說，任何動到中央神經的事情，都會影響整個澳門社會的福祉，尤其是在經濟上。俗語有云，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因而斷人水喉，當然死罪一條。而即使死罪可免，活罪亦難逃。
819事件後續經過
8月19日當晚，兩位朋友在噴水池被警察帶走。警方拒絕交待他們被帶走的理由，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就是一種「威嚇」。不只持某種政府不歡迎政見的人，乃至整個澳門社會，都是這種「威嚇」的對象。我相信所有當時正觀看直播的人，都明確地感受到警員是如何「害怕」這兩位面帶笑容的普通市民，以至用十數名警員用人鍊的方式護送他們上警車，最後更不顧在場市民及記者的質疑直接把他們帶走。
當我在網上看到兩位朋友被捕的影片，已經是接近晚上9點，我馬上拋下手上的工作趕到北區警處（二區）。此時他們已經被扣留了半小時，另一個朋友比我更早到達二區。
我們一直向櫃臺內的警員查詢被捕者的狀況，但他們拒絕交待任何事情，而且不讓我們留在警局內等消息。警員表示他們只會向親屬透露消息，其他人一概不獲告之。包括後來抵達的記者，都無法得知被捕者的下落。
他們涉及了甚麽罪案？他們是否正在被審訊？他們需要被扣留多長時間？警方一概絕口不談。甚至他們是否身處這間警局，我們都不知道。兩位普通市民，眾目睽睽下被警方帶走，直接消失在大眾的視野裡，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說來好笑，我和另一位朋友早前曾被警員要求填寫一份身份證明資料，在我們的一再詢問下，警員才表示我們原來可以不填。而後來的記者就直接拒絕填寫這份文件，甚至告訴我們，這種情況並不需要留下任何資料。那麽，警方為何一開始要求我們留下本來不需要留下的身份資料？）
後來有更多的朋友及記者（Ponto Final、葡文電台、TDM葡文及英文台、論盡、力報）到場，議員蘇嘉豪亦到場咨詢警方，但全部都得不到回應。最後，我們與記者、議員一同被拒諸警局門外。警員甚至不讓我們站在警局門口，於是在深夜時份，我們幾個人默默站在警局外的街道上，對被捕朋友的下落毫無頭緒。
單憑曾參與過香港的和平集會，大眾就為他們安上「擾亂社會安危」的罪名，因為在袋中搜到一張貼紙，警方就在不對外公布的前提下實行拘留，形同禁錮。世界彷彿暫時忘掉這兩個人。他們在晚上經過噴水池，站在遠離人群的地方不超過5分鐘，沒有任何動作，沒有任何口號，甚至不是穿著反送中事件中具標誌性的黑色衫。
只要你接觸反政府的議題，只要你對反送中的示威者表示同情，在澳門社會的眼中，你的彩色，就是黑色。
8.19當晚噴水池的不尋常警力
對警察徹底失望的母親
在接近12點時，其中一名被捕朋友的母親來到二區。她到達時已身水身汗，非常疲憊，因為她走訪了三個警局，都得不到任何關於自己女兒的消息。
她先到噴水池，向在場警員表示自己是被捕者的母親，想知道自己女兒在哪，但卻被現場行動的高級警官大聲威嚇：「我怎知道你女兒在哪裡，自己去報案啦！」警察叫你去報警，天下奇聞。然後她又走到崗頂的警局報案，警員表示幫不了她，因為她女兒並不在他們的警局內。然後她再到新口岸警局，警員同樣表示不知道她女兒在哪裡。已經疲於奔走、年過半百的她，此時情緒已接近崩潰，血壓上升到站也站不穩，值班的警員也於心不忍，給她水、讓她坐在警局內的長椅休息。最後，警員叫她去二區看看。
當她在二區看見我們時，才稍稍鬆一口氣。她在我們的陪同下進入警處，我們以為可以憑親人的身份獲知被捕朋友的下落。
「我回答不了，麻煩你們自己打電話去警察公共關係科問，我會給你們電話，麻煩你們到出面等等，我確認電話號碼再叫你們。」然後過了十數分鐘，我們只是在等一個電話號碼。不是人在哪裡，不是他們犯了甚麽事，也不是還要關多久。一個服務市民的地方，並不回答市民的問題，也不讓市民（一位體力透支的中老年人）入內等候消息，在這個警局內所發生的一切是多麽的不合理。
最後在議員的勸喻下，警員才讓她（及不多於一名朋友陪同）入內休息。她在裡面仍然在向警員求助，因為在她心目中，警察就是社會上最值得信任的人。結果警局內的其他警員的答覆，同樣令她無比煎熬。他們的態度令她覺得自己是個無理取鬧的人，而她想知道的，僅僅是她女兒的下落。
「我女沒有犯罪，為甚麽不告訴我她在哪裡？就算我女犯了天大的罪，我作為媽媽也一樣有權利知道她的下落，她是否安全，現在你們卻連她犯了甚麽都講不出⋯⋯」
這位母親差點氣暈過去。面對前線警官的挑釁和責備，到奔走三間警局都得不到一個簡單的回應，此刻她的緊張情緒已經到達頂峰。她一直在哭，倒在我朋友的肩上喘不過氣，整個人都在發抖。
「不是女兒被捕令我心痛，而是警察的作為令我（哭得）撕心裂肺！」
她終於對警察失去信心，而她一直以來認為警察是社會上最值得信任的人。
神秘轉移、無罪釋放
在這位急於知道女兒下落的母親哭得撕心裂肺時，整個警局的警員都安靜下來，不發一語。前線警員縱使受命要跟足本子辦事，也無法忽略此時警局內沈重的氣氛。大家都沈默下來。
作為一個母親，她不只是需要一個「安全」的口頭回應，而是女兒身在何處的確實答案。而這個答案，拖到凌晨2點20分，終於有了結果。
其中一位被捕朋友打電話給她媽媽，我們所有人才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最終在三區被釋放，沒有任何起訴。
澳門警方在8.19當日曾帶走三十多位白衣人士，很快便釋放；後來又一共帶走七位「黑衣人士」，其中五位在凌晨十二點左右已釋放；我的兩位朋友（並不是穿黑衣）則拖足六小時，在凌晨兩點半才放人。當局想對大眾釋出的訊息，非常清楚。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兩位朋友其實在11點至12點期間，已從二區轉移到三區的情報廳進行偵訊。而該位母親在差不多同樣時間亦曾求助三區警局，最後被各種理由推搪下來到二區。其中的原因，其實也不言而喻。
發生在8月19日澳門的疑似白色恐怖事件，終於以一個十分澳門的方式結束了。沒有人被起訴，然而警方也沒有人出來交待，亦沒有人要負任何責任。
最後，我只希望澳門人能在心中對819留下一個小小的印記，以此警惕自己現在所「獲得」的一切，其實隨時都會消失，而就算這所謂的「獲得」的背後，其實犧牲了多少東西。
那張使警察神經緊張的反送中貼紙，在香港集會的街頭隨時可以拿到
8.19當晚警察隨意向路過市民查證、搜袋，引起市民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