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警方利用《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不容許8月19日晚的默站行動。直選議員蘇嘉豪表示，雖然本澳的集會預告方式是兩岸四地之中最寬鬆的，但是自去年7月政府修改《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將權力從民署（今市政署）移交予治安警察局後，首次出現當局不容許集會的情況，反映出修法時社會質疑的「擴權」已經發生，「治安警察局局長可以單憑己意，不容許集會，原先這個權力是民署管委會主席的，政府將此權力移交予治安警，這難道不是擴權嗎？」
蘇嘉豪指出，從集會法的立法原意來看，立法者當時是將集會遊行定義為一項需要佔用公共地方的公眾活動，故此在立法之初，就將處理集會的權力交由市政部門負責。而去年的修法，將權力交予警方，令人質疑當局對於集會遊行的取態，已從佔用公共地方變成可能影響公共安全的事件，此舉令到政府對集會遊行的態度有所轉變，「所以當時我不同意政府以行政部門職能調整為藉口，將如此重要的決定交予警方。這是本澳法律對於權利保護的傳統，可惜去年這項傳統已被衝破。」
對於治安警以集會表達對違法行為的支持為由來不容許默站集會，蘇嘉豪反駁，警方對於集會主題的喜惡是一回事，集會本身能否依法舉行是另一回事，「我更著眼於後者，因為對主題的喜惡，一百個人可能有一百種看法。一個合法預告的集會，主題旨在抗議某些群體如香港警察過度武力，其實過度武力在全世界都受到質疑，即使不批評或指控，都是受到質疑，警隊都需要接受紀律或刑事調查，某程度上疑或批評懷疑違法的行為，是很難一下子跳脫到支持違法行為。」
「我覺得今次警方在部分公眾的政治壓力下，作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就是以政治正確來凌駕法律。我好擔心，當今日社會拍手掌歡迎一個有爭議的集會禁令時，他日我們去維權，爭取權益表達訴求時，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雖然有人會覺得澳門很太平，但無人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正如有人的家好地地，為何突然會爆樁？被迫出來佔街抗議，這是我十分擔心的。」
蘇嘉豪亦認為，今次事件已不是單純集會主題的問題，而是如何善待不同政見，提升公民社會的質素、素養的問題。他亦指，《集會法》第2條明確規定，在不妨礙批評權的情況下，不容許旨在違反法律的集會，「我想回歸後沒有一個合法預告的集會遊行，是超出了批評權，亦無試過有市民公然發起一個擺明要違法的集會示威，包括這一個。很明顯地這是權利的問題。」
他指出，以集會遊行等體制外的方式來爭取訴求，是因為市民的聲音得不到體制內的重視，只有以體制外的方式去做，「如果用這樣的概念去看，每一個集會遊行都人人得而誅之，因為坦白講，其他例子無論是海一居、動保法、賭場權益、家庭團聚、離補法都好，雖然有兩三萬人，但都是少數。我相信有許多人都不同意集會遊行，是否又可以提出這件事，要求警方去禁制這些集會遊行？無限擴張演繹，然後禁制一個和平示威的權。」
「我自己觀察，當日的集會並沒有鼓吹違法，反而是有其他政見的人揚言、暗示會做一些有違法律的事，這個時候政府的責任肯定是要保護合法和平示威的人，因為法律上有反示威的規定，這是政府要做的事，而非有人來反示威，就將合法的示威禁制，這是本末倒置的情況。」
蘇嘉豪亦期望發起人可以重新考慮上訴，「當然最終做不做，我都尊重他們的決定，但若能善用集會法對於警方不合理的限制，是可以不用請律師，八日內向終院上訴，48小時內法院要傳召治安警察局局長作證，五日內有結果，其實這本身是一個良善的法律修改，相對香港也是完善，香港要到上訴委員會，但這也是特首委任的人去做，而非司法機構。我們手上有許多前人留下來好的法律，有這麼多對遊行保障這麼好的東西，來到我們的手上，我們應珍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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