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賀一誠將「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升公共行政效率」放在其政綱的首位，「公共行政改革」這個詞彙，其實早在何厚鏵年代經已提出。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回歸初期何厚鏵時代的行政改革，以公共行政學說來講，就是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模式，透過將權力下放，甚至透過私有部門來提升效率，「這個操作當然有好處，政府的服務效率及質素上都有所提升。從民眾的角度來看，可能只是門面上的工夫，提升服務質素或效率，從而提升政府的形象。但公共行政體系的問題，又何止所謂的公共服務水平？」
余永逸認為，過去20年政府都沒有觸及到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改善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其實政府有做一些東西，例如諮詢，我之前研究過，2000至2005年政府進行的諮詢數目，就等同2006年全年的諮詢，而2007年更翻了一倍。從無變有，當然是一件好事，但社會現在關心的更是諮詢的質素，以及諮詢背後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水平是否有改善？」
「到今日大家還是在批評意見接受、態度照舊，意思是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大程度地回應市民的訴求，諮詢無法做到良好的溝通，去解決持份者之間不同的理解或想法。」他強調，現時公共行政所面對的問題不再是「門面工夫」，而是如何制定政策、做政策解說、釐定政策方針的問題，「過去一直沒有，一直不去想這件事。每當去做政策，只是單純從一個問題，一個解決方法的方式直線去想。」
他質疑，政策是否只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對於政策，市民是否只能說「是或否」？「大家可以留意，過去我們多次的諮詢，都只有是或否的選項，政府有一個政策問題，就建議這樣去做，市民只能選擇要不要這樣的方案，你不要我就不做，變相在政策上就不是太理想。市民都問是否有多一點選擇？可否從多方面解決一個問題？」
「任人唯親」廿年無解決過 余：應打破「部門專職性」的神話
談及公務員的問題，雖然過去數屆政府都有針對公職體系進行改革，例如引入「中央招聘」、「統一管理開考」等措施，但「任人唯親」這個老問題，似乎至今仍未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余永逸表示，坊間普遍認為中央招聘或統一管理開考「廢廢地」，質疑為何公職招聘「要考兩個試」？
他亦指，現今本澳社會仍在崇尚公職的「專業性」，不同部門有不同的專職需要，「但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是假話，在一個部門中擔任行政工作，有幾專職性？還不是要了解部門的運作，然後執行部門的規則。雖然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規則或做法，但當全部都是行政工作時，是否還需要專職？這是澳門的神話，普遍都會認為某個專業範疇就是要做這個專業範疇。」
余永逸指出，不少國家的政府部門都不強調「專職性」，「主事的主管是否需要？大家都有不同的論述。但是一般的文職人員實在沒有這個需要。所謂的專職性在澳門就變成一個神話，令到人事招聘變成樽頸，大家走不出這個死胡同。」他強調社會必須要覺醒，打破「部門專職性」的神話，否則「任人唯親」的問題，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打破，「當涉及到跨部門工作，但部門卻出現我的部門是專職，不應有其他部門去參與、去影響這麼多時，任人唯親的問題用什麼方法都無法解決。這種思維不單要政府打破，社會都要有所覺悟。」
談及官員問責，余永逸認為，雖然賀一誠在其政綱中有提到問責的問題，但是說法不夠深入，「他所說的問責，以我所理解就是政治理性，這在內地十分常用。你期望用簡單、可做的表現指標，去反映官員的表現，這對中下層的公務員來說是較容易去處理的，但愈高層的官員政治角色就會愈強，官員不可能完全跟足法規去做，否則就不能做事，牽涉到政治的問題，問責就不能單靠指標去做。」
他認為，以「政治理性」來進行問責其實不可行，問責更應強調「上下級的接濟」。他亦指出，社會普遍對於「問責」並不了解，往往會認為問責等同「有錯就要罰」，「問責的第一件事是問，然後是政府的答，再來是看是否有責。問清楚，理解政府為何要這樣做，政府第一件事是有問有答，之後再來看責任的問題。但現在則不然，只要民眾認為你有錯有問題，就要問責，即是要懲罰，這似乎是公眾的盲點，也是理解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