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穗京澳三地民運 黃東:六四播下民主種子

074 覆巢之下 紙本月刊

文:論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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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年07月2日 11:11

「當時只懂得哭,全家人看電視看了整晚,成條街都是電視聲。」事隔三十年,黃東仍然清楚記得1989年這場由北京開始且影響力席捲中華大地的學運。當晚,他與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一直沒有睡,整晚像傻了般對著電視看直播。

「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這是中國民主的代價。」但他對未來仍有信心,堅信,中國未來定會跟上世界潮流。「我認為八九民運不是失敗,後來的香港雨傘運動亦不是失敗,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亦播下了許多民主的種子,終有一日這些種子會發芽,代價不會白白犧牲。」

參與「八六學潮」的澳門學生

30年前,黃東23歲。自言因為來自左派家庭,從小就培養自己十分關心國事,故此大學時期就到廣州暨南大學讀書,又坦言慶幸能在那個時代上大陸讀書,因1979至198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以來,最自由開放、有民主成份的「黃金十年」。當年大學的開放進步氛圍,培養了他獨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時事評論員黃東當年在廣州參與民運。

時事評論員黃東當年在廣州參與民運。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雖然不是學生組織的領導層,但黃東十分踴躍地參與學生運動。1986年安徽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質疑當權者干預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則在翌年因黨內保守派施壓而被迫下台。黃東表示,自己與另外一名香港同學是學校𥚃唯一參與過「八六學潮」的港澳人。「在胡耀邦下台後,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就上街遊行,而我們就在南方呼應。開頭我們借學生的基本權益如伙食、待遇等來回應合肥的行動,後來我們更直接去回應政治體制改革、反對官倒等議題。我們走出來貼大字報,但通常一日左右就會被撕掉。對我們來說,八六學潮讓我們累積了一些經驗。」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一眾學生聚在當年暨大的電視室收看胡耀邦追悼會的直播。「當時我就在電視室碰到我的班主任,你眼望我眼,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我跟他說,這件事我不會袖手旁觀。而他就叫我保重,說想不到港澳生都如此關心國事。無辦法,這就是我的天性。這樣,我就開始參與罷課,並全程參與學運。當時我只是個基層,沒有理會組織的事,當時大的遊行我都有參與,亦有去省政府門前靜坐,做義工、派東西、搞串連。」

「空校行動」震驚港澳生

他憶述,在1989年5月中,曾經發生過兩次「空校行動」。當中,在半夜時有傳聞指坦克部隊帶著步兵在廣州城外集結,將會在早上七點鐘直奔大學區拘捕學生,許多港澳生聞言即迅速離開學校。但黃東並沒有離開,且與幾個同學寫好遺書,準備與學校共存亡。「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見證這個大時代的事,不可以缺席。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心甘情願。當時十分緊張,連電話都有監聽。而學校上空有飛機盤旋,監視大學區的動靜,外邊亦有便衣警察巡邏。」

究竟「空校行動」最終如何?黃東就指只是傳聞,當時沒有任何人被捕,「這就有如當年北京傳過很多次解放軍要入城的消息一樣。究竟(要走的同學)他們是不是太過害怕?這就見仁見智。但我們由細到大都是左仔意識,可以說是不識死的。而當年許多人的心態,都希望這一代人可以看到中國人有實質性的改變。」

黃東仍保留三十年前在廣州參與學運時做糾察的臂章

黃東仍保留三十年前在廣州參與學運時做糾察的臂章

親身上京參與民運感「震撼」

「空校行動」過後,5月下旬,黃東與數名同學赴京參與學運。他形容,抵埗後的第一印象是「震撼」:「震撼,起碼在可見的將來你都不會再見到,你也不會再見到,對上一次是文革,但那是動員出來的,而學運是自發出來的,竟在中共的眼下可以聚集到這麼多人。雖然見不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人,也看不到港澳新聞界人士,當時只是與北京的新聞界傾談過一會。而當時我們在北京只是盡過一分力、捐過一些錢,待所有盤川用盡,就在6月1日晚回到廣州。當時我身上只剩十元人民幣。」

之前黃東大概每個月或個半月回澳一次,然而自胡耀邦逝世後,他忙於參與運動,最後囊空如洗才惟有回澳。之後,北京形勢愈加嚴峻,黃東被家人經濟封鎖而被迫禁足不可再到內地,但他仍一直關注北京的局勢變化。發生解放軍武力鎮壓天安門的那個晚上,他說,當晚自己與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一直沒有睡,整晚像傻了般對著電視看直播,「當時只懂得哭,全家人看電視看了整晚,成條街都是電視聲。」

六四事件過後,暨南大學透過暨大同學會下指令要求港澳生回校考試,否則整個學期就沒有分數。他回憶道,他的死黨在六四後的第二日已趕回廣州,準備在廣州發動大規模的示威,癱瘓海珠橋。但他的家人卻不讓他回去,繼續經濟封鎖,他亦擔心回去後會被人秋後算帳。其後暨大通過傳媒及同學會放風,宣稱不會對學生算帳後,他才於6月20日回到學校。

「當時由參與程度不大的同學先上去觀察環境,再打電話來報信是否安全,才考慮如何決定下一步行動。雖然我不是組織策劃者,但我這種積極份子,面對分數壓力,只能跪低。」

當年對中國民主感樂觀

當年又對中國的前途有何看法?「當時會感到即使港澳回歸了也不用怕,很有希望,會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再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甚至對鄧小平抱有很大希望。在那時來說,是看不到有任何一個人對此事是反對或反感的,廣州市民會主動地遞水遞食物,大學生始終不是錢多,很多時都是空著肚子,他們就會沿途或在靜坐時派發,就在省政府的門前坐到天黑。」

回憶當時在廣州參與民運的情況,黃東指,當時廣州民運的訴求與北京一樣,都是反官倒、要求言論自由、中國要有民主、反對新聞封鎖等。「尤其是《世界經濟導報》事件[1]。以前會覺得新聞不重要,反正是黨在控制。但那件事後,連新華社、官方媒體的記者都轉口風站在一起,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都拉橫額出去,你會覺得那種希望是十分大的。即使當年考慮的鎮壓也只是以為會用棍會拘捕,不會想到動用機槍坦克等打仗的工具。」

六四過後,黃東的心情十分沉重、鬱悶。「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完全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結局,還有什麼希望呢?」但經過約十五年後,他開始慢慢接受這個現實。「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這是中國民主的代價,當然他們有許多十分無辜,但歷史就是如此,必然會付出這些代價。」 他認為,民主並非從天而降,不過亦不主張以革命的方式去改變,中國的統治集團管治了這麼久,要為其帶來撼動,必須體制內外連繫,缺一不可。

「我認為八九民運不是失敗,後來的香港雨傘運動亦不是失敗,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亦播下了許多民主的種子,終有一日這些種子會發芽,代價不會白白犧牲。」

參與澳門當年抗議北京軍事鎮壓學運的大遊行。

參與澳門當年抗議北京軍事鎮壓學運的大遊行。

六四播下民主種子 
八九民運成思想啟蒙

無疑,「八九」後的三十年,中國的民主之路更崎嶇艱難,但黃東始終堅信,中國未來定會跟上世界潮流,「或者我今生未必看到,但仍有信心。」黃東亦指,「八九」整場運動的和平秩序及萬眾一心的狀態,只有在五年前澳門的「反離補」運動才能再次經歷。

「雖然時空不同,但那種中國有希望、澳門有希望的感覺是一致的。沒有前面的啟蒙,五年前我又會否輕易地走出來?會有一種疑問。在民運的整個過程中,認識了許多無名無姓的人,大家一起討論國事及對時局的看法,激盪了許多火花及加深思想的層次,若你不參與大型的公民運動,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提升。既有行動,行動完後又帶來思想上的看法,促使你在行動上做更多的努力,正所謂理論和實際結合,這是一個十分好的受教的過程。」

[1] 編按: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89民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4月19日在北京召開悼念胡耀邦座談會,4月23日以5個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談紀要,結果當日的《世界經濟導報》被禁止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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