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賢是社工學者，但他亦坦言，對現時澳門社情的確實情況有很多問號——因為欠缺數據。
「（數據）不是很齊備。最常說，現時有各式各樣的家庭問題。『古老但正確』的講法是：雙職家庭多了，導致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多少雙職家庭？只能從女性勞動人口推測。」
但這數字不完全準確反映「雙職家庭」的數目。因為「雙職」簡單而言是指兒童的父母二人均有外出工作，而「家庭煮夫」並非完全沒可能。「（數字）可否更細緻一點？雙職而又從事博彩業的有多少？這統計數字對研究分析很有用，對政府部門制訂服務計劃也很有用。但現在大家只是靠估，只是很片面的印象——澳門雙職家庭是澳門家庭形態的主流。那即是多少？」
他指，現時前線的社工接觸到的家庭形態其實非常多樣。「但凡有甚麼青年問題，就說是因為雙職家庭多了，疏於管教。是否真的呢？大家都會覺得這很『萬能KEY』，但『萬能KEY』得來又沒有很清楚的數字告訴別人。是否真的那麼多雙職家庭，還是有其他家庭形態？大家只是很約定俗成地覺得多。」
他腦海中還有很多不同的疑問。「父母工作，祖父母照顧的會有，又或者日間由家傭照顧。究竟小朋友上托兒所多，還是由祖父母照顧多？這些對整個社會服務規劃，特別是兒童服務很有幫助。澳門現在很多統計數字都是不清不楚。」
又例如統計局2017年的統計年鑑，新生兒的母親歲數只簡單地劃分成「少於25歲」，然後是「25至29」、「30至34」、「35至39」、「大於40」。梁啟賢認為，這樣的劃分「籠統」。
根據澳門法例，澳門居民年滿16歲以上但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須經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的同意，又或經法院的許可方可結婚。梁啟賢認為，生育年齡是24歲和18歲有分別，數字不清晰，就只能大約估計服務需要。「我們會留意有多少新手媽媽，新手到18歲以下。可否再將數字細化，顯示18歲以下的媽媽每年有多少個？現在很籠統。當然這群體人數未必很多，但她們可能有些服務需要。我們也可評估現時早生育的情況如何，過早有性行為的情況如何。」
他也相信，政府內部應有這些數字，只是沒有公開。他認為這關乎公眾知情權。「其他學校可能也想知道數字。假設在澳門18歲以下的都在唸書，如這類18歲以下的媽媽多了，是否婚前性行為多了？也是關於青年的一些統計，應採取甚麼性教育的措施？這也是公眾知情的需要。」
相比而言，香港有很多澳門未有公佈統計的項目，例如「跨境婚姻」。「跨境婚姻香港也計了很多年。現在常說大灣區，究竟有多少人結了婚，甚至回內地居住？不論是娶是嫁，都有很多（澳門）人在內地生活，究竟數字是怎樣？他們的生活形態是怎樣？只在澳門上班上學？還是小孩在內地唸書？跨境居住的研究也是欠缺。」「會否隨住大灣區發展越來越多人跨境？我們是否需要和內地的機構合辦一些給澳門人的服務？但似乎連這數字我們也不是很掌握。」
他表示，曾向政府部門反映有關問題。「對方態度很好，也說會反映，但不知道會否有。」「有同事曾說對方（部門）可以幫忙計出來，但這些資料為何不是公開的？又不是侵犯了任何人的私隱。」
政府調查應更全面
過去也曾有意見認為，政府的調查中欠缺一些選項，令調查結果欠全面，部分群體的需要未能反映。另外，有聲音質疑是因為調查若顯示了當中需求，報告又公開了，政府就需要處理。曾負責政府一些外判調查研究的梁啟賢表示，學者可以向政府作建議，例如添加某些指標或選項，但也要視乎部門態度。「負責調查的人可以給建議，但局方有權話事。他付錢的嘛。」
政府沒有公佈調查，或數字太「籠統」，學術機構或社服團體又是否可以自行調查研究？這則要視乎受訪對象是否配合。例如聖公會的健康家庭服務中心曾於2017年展開「家長對性侵犯危機認識調查」，調查人員向澳門有提供中、小學及幼兒教育的正規教育全日制中文學校共89個校部發出調查邀請，並以電話跟進各學校的調查意向，最後只有6間答應參與調查。
梁啟賢亦表示，部分調查需要頗大的人力物力，甚至不是一些個別學術機構可以處理。「例如跨境學童的生活形態，貿然寄封信去學校，別人可以不理睬你。像跨境學童，學校應掌握資料，但不告訴你或不讓你做這調查，就很難去處理。政府機構做會有一個方便。」
（本文於4月12日更新。根據2016年的人口統計，澳門有統計「未婚」人數，與香港「從未結婚」類別相似，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