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Sandy參與了風盒子所辦的工作坊，首次接觸「口述影像」，在此之前她對此一無所知。上了第一個工作坊後，本來覺得不是很適合內向的自己，但因覺有意義又陸續參與了不同機構的課程，還去香港上課，不斷深化學習。
其實Sandy對口述影像感興趣，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她的嫲嫲就是一位視障人士，爸爸告訴她嫲嫲會點字，還曾在修道院裡學習，但她從沒聽嫲嫲提起，直至接觸視障朋友才對點字有更多了解，使她回憶起更多關於嫲嫲的事情。
「我記得嫲嫲即使在行動自如的時候，也沒什麼地方好去，幾乎沒有任何娛樂和社交，我覺得澳門在這方面真的做得很不夠，所以希望現在自己能做多一點點。」通過口述影像，視障朋友也可以參觀展覽、看電影、欣賞劇場，與常人一般不受限地參與活動，享受藝術，就是藝術通達服務想做到的。
一次口述影像背後要準備的事
以展覽來說，口述影像員除了像導賞員般熟讀展品資料外，還需要具體地描述作品，包括尺寸、材質、顏色等都要鉅細無遺地介紹，並務求以精準的語言，簡練地說出。其中電影、戲劇等最有難度，除了內容較多，可以說出口述影像的時間也相當受限：只能在對白之間說出，不能有任何重叠。
Sandy參與了風盒子所辦的工作坊，首次接觸「口述影像」，在此之前她對此一無所知。。©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
Sandy很喜歡看電影，因此特別喜歡做電影的口述影像。「做電影口述要先找影片背景、導演資料，了解導演理念、拍攝手法和含義等，要提前好多拿到片源，反覆細看。」Sandy說她會純粹感受地先看一次，然後找其他口述小伙伴一起討論。「我會說出當中發現的重點、不能錯過的精華部份，然後大家交換意見，之後我就開始工作。先是小段地重複去看做筆錄，記下所有對白之間的空白位，計算如何插入口述影像，設計句子的長短，但不是每一次空白位都要插入口述，要判斷內容、氛圍是否適合，如果導演想有一段時間的留白，那就應先把要說的說完，讓觀眾可以投入感受那段安靜的氛圍，總之一定要配合導演的意圖。」
Sandy說一套電影要看許多次和反覆練習，務求令口述不要『踩』到對白。
「口述的用字、語氣、句子的長短等都要斟酌，務求配合影片，找到最適合作品的口述方法。如卡通片可以用一些生動和生活化的字眼，但深情的畫面則不能用淺俗的字眼，那會破壞影片的格調，總之不能有『跳Tone』的感覺，好的口述應要融入作品，成為作品的一部份。」
一次口述影像的背後，是不為人知的大量準備功夫，最考口述功力的是傳遞作品中的「意境」部份，無論展覽、電影或劇場作品都一樣。
「劇場需要準備的更多，但可以讓你準備的時間卻很少，因為要夾排練等，劇場裡人人都好忙，沒人能照顧你，要靠自己觀察和讀文本找資料等，而要描述的東西也很多，像舞台設計、音樂、燈光、服飾等，比電影難度高，有些即興表演更需要口述的即時反應，寫稿的方法也不一樣，有一部份可以預先寫下，也有一部份要臨場發揮，很考功夫，要看你是否熟悉這個演出。所以劇場是少人做的，因為難度大要求高。」
實現平權需要觀念的革新
很多時候人們說到「無障礙」，就是要去特別「增加」的服務，如特別的設施或安排，但無障礙的實踐其實更應該是「滲透」──能隨時隨地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是本來就應存在的，這才是真正的無障礙。
「如果資源上允許，所有演出／展覽都應有口述的服務，不需限定時間，不需專場，應讓他們有選擇權，不是只能在指定時間去享用指定服務，應是服務本來就存在，他們想什麼時候去使用都可以，現在好像是倒轉了。」Sandy提到的正是觀念上的落差。「我們能隨時買票看想看的電影，但不同能力的人群卻只能在特定日子才能看到一些特別為他們選好的電影，這種安排本身就無法體現平權的理念。」不要忘了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步調和口味，這不應是一項需要「出席」的「活動」，而是隨時想做就做到的日常社交，這樣去欣賞的心情也會不一樣。現在由於視障人士可以參與的活動不多，較少出門，公眾接觸到他們的機會及認知也就更少，從而繼續產生誤解的惡性循環。
「除了藝文節目，其實旅行或是本地的社區導賞等體驗活動，都好適合有口述影像，很多視障朋友都想了解到生活空間的變化，即使日日行走的街道，他們都想知道當中細節。我好深印象是之前曾做過某視障團體一次本地社區導賞活動，我們去華士古達伽馬花園，有一位視障朋友告訴我每日經過但都不知道華士古的雕像是怎樣的，他戴了一頂怎樣的帽子，知道後他很開心。他們的生活好像一直被隔離了，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卻像活在另一時空中。自己聽到時感受真的好深。生活經驗上的隔離，其實是因為我們平時缺乏無障礙的觀念。這點令人很難受，我們的城市不應是這樣的。」
進行劇場口述影像中，口述影像員工作環境可能就是雜物堆積的後台。
應善用資源持續通達
其實不是只有視障者才需要口述影像，Sandy 說對很多公眾也有幫助的，以劇場為例，可能舞台上視點很多，初次接觸的公眾較容易忽略，口述影像會按部就班地逐一提醒不同視點的存在，讓觀眾有更多切入的可能，又或有些座位有死角，使觀賞不完整，口述影像就可以補充。
看展覽也一樣，博物館的導賞服務本就很受歡迎，如能有意識地加入口述影像，應能起到一種帶頭作用。Sandy很喜歡有些外地博物館，在借給公眾的導賞機中加入口述頻道，帶著機器走到藝術品前，就能感應讀出相應資訊，視障朋友也能自主觀看，博物館也擴濶了觀眾層，其實是雙贏。
「不只藝術類的展覽，如老照片、歷史文獻展等，其實都很適合有口述影像。在原來的導賞中加入口述影像的頻道，這樣一般公眾也可以體驗口述影像，讓更多人受惠。不應只是某些指定內容才有『通達』，不是要你選擇給他們看，是他們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Sandy說有一次幫視障朋友口述老照片展覽，他們反應熱烈，回去後也繼續跟人分享，增加了社交，令她印象深刻。
「通達的工作是要持續去做才會有效益，不是個別地、單次做完就算，這樣才能更好利用社會資源。」在香港、日本，口述影像是一份職業，或起碼是常態的工作，因為生活中很多範疇都有這個需要。
「如電影便很值得長期去做，用錄音方式記下口述影像，便能在任何場次都可讓有需要的人聽到，現在花同樣的資源和時間，只做一次實在太可惜，電影出DVD也可以加入口述影像的頻道，這都比單次行為來得有效。就算不是全部影片做，一年也可以選些重點電影做，慢慢累積下來，已可為這個社群帶來很不同的效益。」
視障朋友對口述影像都是歡迎的，由於一直缺乏平台，形成供求的惡性循環，多數覺得「有已經很好」，因為沒有選擇也不是太會選擇。
望能遍地開花
「我希望多些人一起做，這樣才會有多些不同特質的演繹，做口述的人多了，被口述的作品才有可能變多，才能更通達，視障朋友也有多些選擇，我們也要互相觀摩才有進步，現在太局限了。我們幾個口述影像員都是靠工餘時間去做，這是很吃力的，如果大家剛巧都沒空就做不成了，那就很可惜，因為機會本來已經少。」這是一個孤獨的工作，背後要付出的時間和心力很多，Sandy 說現在能堅持做下去、活躍的口述影像員，一隻手能數完。
「我們需要練習和實踐才會做得好，其實人人都可以做口述影像，只要有足夠的實踐經驗。」Sandy期望能有更多機會，目前除了做口述影像，也會做面向聽障人士的通達字幕，要觀察的東西會有點不一樣，要有更多聲音方面的描述，這對她來說，又是新的學習和挑戰。本就喜愛藝術的Sandy，享受為準備口述去做功課，讀資料，聽別人的導賞等，這些都增強了她對藝術的觀察力和文字的表達能力，還擴闊了社交圈子，認識了不少視障朋友，也使她對家人添了一份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