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曾分析，都市計劃大概已成為政治利益交換的場域，而不是實踐公共利益的地方。這是由於決策團體組成大多是在遂行地方首長的意志。當政府面對各界質疑與批評，往往會搬出一套「專家決定」的專業迷思，嘗試透過專業知識的操弄來抵制外來的挑戰，於是都市計劃往往被轉化成專業課題，所謂「公共利益」，也是由這些專家給予詮釋及界定，一般民眾無權置喙，然而他們的權利卻是不斷遭到侵害。
以上說的是台灣情況，但在澳門似乎亦能共鳴。
城規是共識的政治
有説，城市規劃的發展亦是一個民主進程。由古時皇城建設由君主作主，大興土木，名為以「國家利益」出發；到近世國際現代建築協會通過《雅典憲章》，強調「人的需要和以人為出發點的價值衡量是一切建設工作成功的關鍵」，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來估量功能分區的劃分和佈置，為現代城市規劃的發展指明了以人為本的方向。而近年的「參與式規劃」亦顯示出「以社區為本」、「由下而上」的城規理念。
顯然，到了今時今日，城市規劃不只是簡簡單單畫藍圖，紙上談兵，而是一個深入社區的公共政策與政治過程；透過溝通，將地方發展的願景、政策的思路，達至共識，目的是謀求公共利益。由此，亦產生出社會的博奕。究竟何謂「公共利益」？是政府說了算，還是居民說了算？是地產商說了算，還是遊行人數說了算？尤其是當經濟發展、民眾利益及基本人權等因素都要一併考慮時，問題就會變得複雜。當中牽涉不只是有多少車位、住宅單位的問題，更是非常重要的人權及民主課題。亦只有在開誠佈公的對話中，社會得到價值辯論的機會。
然而，在近年的小城，這樣的對話機會着實甚少。回顧過去幾年，澳門不時發生民居與「鄰避設施」距離過近的爭議。除近期爆發的「火葬場事件」，還有多年一直未解決的「污水廠惡臭」、2016年的山頂醫院傳染病大樓建設等等。而在多次爭議事件中，坊間都強烈批評政府欠缺長遠規劃、目光短視、專業傲慢、透明度不足等。顯然，特區政府並未吸取教訓，不斷重蹈覆轍，結果社會資本不斷虛耗。
在崔政府治下，即使是經過兩輪諮詢的規劃，長官亦可一句推翻；地點再不適合，政府亦可強建公屋，頂多數量打個八折。當我們討論澳門城規，我們看不見一套溝通的邏輯：為甚麼火葬場要在氹仔？為甚麼火葬場不能在路環？為甚麼偉龍地段適合建公屋？當欠缺開誠佈公的溝通，也沒有理有據的構想，民間反彈自是必然。
有意見認為，城市規劃包含了權力、利益、價值、人權及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權力及利益的擁有者往往掌控政策的決定權，忽略民眾的價值選擇。誠然，城市規劃是充滿政治、社會、利益及道德的重要議題，絕不應由行政官僚獨佔，而應併入民主的過程中來決定方向，亦就是市民的參與。但當政府不斷一意孤行，懶理民意時，民眾也只能繼續以自己方式向政府施壓，促使有關部門不斷公開資料和工作進度。
可是，現在主政者就是不知省思施政所存在的失誤，長官意志獨斷行事就自是不斷製造社會矛盾與爭議。然後，做成了政府施政困難，社會的不穩因素也在愈加積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