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教職三年，有些片段依然會不斷湧現。最近一直想起那年一個大男孩，總是吊兒啷噹、邋遢大叔的樣子，成績不是太好，名次也在後段。有一天我忍不住在他座位旁假裝閑晃，對他說：「都高三了，你好歹也加把勁，澳門考大學很容易，用力一點點就行。」他笑瞇瞇對我說：「老師你不用擔心，我呀這幾年都在跟師傅學整車，整車的師傅也給了我建議，打算畢業後到台灣的YAMAHA學校再當一陣子學徒，真正到車場上去，多接觸實務工作了，有日可以跟著車隊在不同的賽道上為車手服務。」我當下轉頭紅了眼睛，一下詞窮，只不斷說：「啊，太棒了，真的好棒⋯⋯」我沒有辦法分析當下的心情，這位大叔又瞬間吊兒啷噹款出現（留班幾年，他的確是「大叔」了）。他就是老師們常私下評價的「世界仔」。粵語的「世界仔」是說青年八面玲瓏，甚至是有點世俗地，他們在還非常年幼的時刻，就承接下世界的所有世故與糟粕。在升學主義之下，老師們講起「世界仔」多少有些無奈與不屑。太可惜了，我以為「世界仔」是世界的孩子，他教我們年少的生命看到世界最初的樣子，那初心，成人往往已經失去了很久。
之後，無論在不在課堂教學現場，我都想問自己下個世代是什麼、教育又是什麼。無論我們對教育有多深的討論，最後執行出來的，卻依然充滿著世代差異。它的原因為何呢？是不是因為成人很難逃離自己童年被對待的方式，那種曾經投放到自己身上的眼光，依然在長大後自己的四周設立界線，很難令人往前。
上一個世代的人，相信知識的傳授必定會在課堂發生，制式而有規則地進行著。他們相信知識階級的出現是必然的，成功的樣貌也是在階級頂端發生才是真切的。專業、菁英，掌控著知識是什麼的話語權，知識階級下的若有反抗就是種狡猾。知識是人類智慧安全的累積，它們最好由數字統計而成，不能是野性流動的樣貌，不應該也不可能會在街頭發生。
但實際上，課堂裡真正能傳授的，只有人類知識整體的百分之一（咦，有那麼多嗎），它不應該霸佔成長學習的整個過程。學科分割與課時安排，看似專業，卻幾乎否定了它是一個巨大整體的事實。施教者除了對自身學科之外，也很難跨領域去進行對話：那個對話應該是跨學科的、跨越時間，舊有的知識與下個世代所需要的全部技能並存。
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想這與工藝精神的失落有關係。
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 Willendorf Venus, 1468
最初的人類捏著泥土、創造器皿，也開創出人類的文明。「器」的使用不限制於日常生活，它同時也被寄予宗教信仰、時間，與他者建立關係的信物，是精神與物質結合之物。例如兩萬四千年前的雕塑「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它的外形同時是男性與女性的生殖器，在當時歐洲陸地上陸續被發現，因此被判斷有可能是最早結盟不同地區智人的信物，也因為它的生殖器外形，寄託對生命生殖的想像（有說是可用來放入女性陰道，作為刺激生育之用的說法），同時寄託了對下一個世代的時間概念。從最初之「器」的發明與寓意，到今日功利主義下「器」的詮釋，它的功能正在縮小，知識也同時被標籤。在校園裡，大家以為無用的學科往往創造出精緻的藝術品，寄託精神與靈性（數學看到宇宙、體育見到身體、藝術創造未來生活面貌、哲學成就思想文明），他們都是美的所在，被譽為有用的學科常能製造大量的商品。如此一來，工藝成品在工業化之下被標價而無人問津，大量的便宜貨物與膺品充斥。
從「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到今天被標價之器，知識成為商品，我看到人類文明正在萎縮。
如果要走出困境的話，除了將要解放教學現場之外，還有一種學習關係應該可行，就是恢復「師徒制」的師生關係，它不是一種教育集權的概念，而是讓施教者在具高度的視野裡帶領，那個高度就是展現其「技的精湛」之處，讓受教者有方向可循。
在我中學時，學徒制出身，從事美髮專業的母親得到了認證的高中畢業證書，最初的師傅教給她的不只是技術，也包含了許多人生態度，那個與她無關的校園證書裡，這些都沒記錄。可惜在學徒制失落的爾後，台灣的體制教育也未能公平給予職業教育真正公平的評價。它的貽害甚至是滲透影響了我們在校園現場裡對知識的態度。
台灣「汗得學院」（網上圖片）
近年台灣因《實驗教育法》出台，讓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以及各種非學校形態的教育現場變得可能，自學生也同時兼受公家教育資源的保障。各種另類學校相繼成立、華德福形態的自然學校、蒙特梭利學校、民主學校等不同的教育之聲不再是街頭邊緣的樣貌，而能有更具健全的規模，今年甚至有一所建築高中——汗得學社（http://www.hand.org.tw）出現，希冀以生態與未來世代對話，重拾工匠精神。更遑論共學與自學的家庭團隊，家長重新奪回在校園被「保管」得太久的教權。
我不知道當年那位「世界仔」去了哪裡，他是被澳門教育制度拋棄的人，但我確信我給他的影響，遠遠不如他給我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