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早前完成討論新《的士規章》法案，建議大幅調升濫收車資、拒載、議價等違法行為的罰則，並引入「即時票控」及其他新型調查取證手段。直選議員蘇嘉豪表示，單純從罰則來看，法案建議的罰則會令違法成本提高，「調升的幅度增高不少，相信社會普遍亦會接受。」但他指出，罰款提升只是修法中最基本的部分，但仍然要配合更高質量、更有力的執法。
他指出，去年曾向交通事務局索取2014至2017年首11個月打擊的士違法行為的資料，發現在每年數千宗的投訴個案中，往往只有2至3個百份點的個案能夠成功檢控，「交局的說法是，許多個案因事後無法舉證，或當事人沒有配合交局的調查，甚至離開澳門。這可以反映出真正透過市民投訴，而成功執罰的個案比例是極低的。」
蘇嘉豪認為，政府調高的士違法行為的罰則，對於並非有規模、有組織、習慣性地從事的士違法行為的司機來說，的確可以提升阻嚇力度，「令他們在想違規前多考慮一點。」但他憂慮，新罰則對於有規模地「宰客」的司機來說，未必會有太大成效，「若果可以成功執罰，他們亦容易應付。關鍵仍然在於能否罰到他們？成功的比例是多少？」
法案建議引入「即時票控」機制簡化處罰程序，且的士司機在五年內違規合共四次就會被「釘牌」三年，之後須再重新考牌。蘇嘉豪對此表示認同，但認為在任何違法違規行為中，都應保障當事人有上訴及司法救濟的權利，當局應設置清晰的聲明異議及行政司法上訴等機制。
「釘牌」方面，蘇嘉豪就質疑其理據，「究竟五年累犯四次就會被釘牌的科學性在哪？理據如何被支撐？諮詢文本有講，韓國的士司機首次違規就罰錢，第二次就中止執照，第三次就會被吊銷牌照，呢個罰則係不分你在何年何月違規，只要在的士執照期限內累犯夠多少次數，就會有相應的罰則。」他認為對比起五年累犯四次就會被「釘牌」的罰則，扣分制的做法將會更科學、更客觀，「當局可以將法案中的十六個一般義務及十七個特別義務分級、評分，司機犯了義務就相應扣多少分，我覺得這是更科學及客觀。」
強制裝錄音設備損私隱？蘇：公眾能否監察當局 如何使用資訊？
至於法案建議強制的士車廂內安裝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及錄音設備，有意見憂慮此舉變相讓市民出賣自己的私隱來保障乘搭的士的權益。蘇嘉豪認為，政府發展到以這種政策思維來處理的士問題，其實是十分可悲的。他指出，現時政府每當面對其他違法違規行為的出現，都會出現「以更強、更高科技的監控手段來取證」的這種思維模式，「我看到政府現在以公權力掌握監控手段愈來愈多，在行政當局愈來愈有權掌握資訊的同時，一般市民又是否能以同樣的科技手段來保障自己？」
蘇嘉豪認為，無論是今次的強制安裝錄音系統，還是早前的天眼、網絡安全、警員隨身攝錄機等的討論都是一脈相承的，「思路就是，你政府可以做，但是我不能做，政府掌握的資訊愈來愈多，而公眾的監察機制沒有任何改變，變相令公眾的利益朝向負面。」他認為，現時法案所建議的方案，雖然說當局在有需要時才會提取錄音，亦規範要在一定時間內銷毀，但是究竟誰可以監察到箇中的資訊？則仍然存在很大的疑問。
「被動式放蛇」有定無？蘇：提升的士服務 不應只靠阻嚇
法案的另一個焦點可謂「被動式放蛇」，事實上，「被動式放蛇」的概念普遍存在於諸如《有組織犯罪法》及《禁毒法》等針對嚴重罪案的刑事法律當中，而在行政違法中採取則屬首例。蘇嘉豪指出，法案並沒有清楚說明何謂「被動式放蛇」，他亦對此存在很大的保留，「如果開了先例，究竟會否對本澳的法律體制建設帶來衝擊？這是很大的問題。而公眾又如何監察得到相關的執法模式？如何確保行政當局不會濫用放蛇或越界執法？此舉其實會令行政當局自己搬石頭擲在自己的腳上，更加麻煩。」
蘇嘉豪坦言，法案由始至終都沒有寫到「被動式放蛇」，而政府的態度亦相當曖昧，認為當局必須要清楚交代，當局是否認為的士違規問題的本質，嚴重到需要用這種方法來執法？「這對的士業界來說，是否一個不公道的標籤？行政當局必須要澄清，否則我覺得不應採取一些不乎比例原則的手段來處理這些問題。」
他亦提到，在《的士規章》諮詢文本中，提及過要訂定的士收費的調整制度，但在法案中卻看不到。他憂慮當局一方面不斷提升罰則阻嚇違法行為，但另一方面又沒有回應到業界的訴求，「業界憂慮的就是的士收費調整並不科學，亦無規範，屬於人治的做法。如業界提出申請，交局考慮一些公眾無法看到的內容，加上公眾無法參與價格調整的程序，故此的士一旦提出加價，公眾就自然會反對，說加價前應提升服務，就形同是惡性循環。」
蘇嘉豪強調，的士服務的提升不能單靠阻嚇，更要令的士司機的付出及收獲之間有合理比例，「究竟政府在這個方面會否走數？我不知道，但最起碼法案未有明晰調整的士收費的問題。」
競投的士牌轉「公司制」 蘇：明顯抹殺 良好態度司機的付出
另外，法案亦建議未來的士牌只准註冊資本高於500萬元的企業進行競投，蘇嘉豪就質疑「以公司制營運的士，是否與服務好有必然關係？舉例如服務業，是否集團式經營的食肆，服務態度就一定比個人經營的茶餐廳差？這是沒有必然關係的。」他認為，政府此舉變相抹殺過去多年來以個體戶形成經營的士服務、有良好態度的司機的付出及努力，更憂慮未來的士服務將會由「大財團」壟斷，明顯與諮詢期間交局說要回應業界「揸者有其車」的訴求背道而馳。
蘇嘉豪指，學社過去曾經建議容許的士業界以三至四人聯合經營一個執照，並加以監督，認為此舉就給足夠空間予個人，透過自身的勞力來經營公共交通服務，並得到應有的收獲，「當乘客最終認為的士公司的服務優於個體戶經營，偏向使用公司服務的話，那麼將來就不會再有個人競投的士牌照來經營，變相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