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劇場《異鄉記Holy Crab！》謝幕時，導演兼主演的葉嘉文向編劇朱宜道謝，大意是感謝她讓這個劇本，在似乎跟劇中故事沒有太大關係的澳門上演。他說「似乎」，其實是一個對觀眾的提問：這樣一個故事，真的與澳門毫無關係嗎？
《異鄉記Holy Crab》由上海青年劇作家朱宜編劇，是第一屆「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首獎作品。故事分成三條同時發展的線索：
- 一個中國女生徐夏充滿憧憬地到美國紐約留學，她的哥哥徐林已在紐約生活多年，在那裡經營紙紮品、販賣非法進口的華人傳統食品生意，女生與海關阿德相遇、相戀，兩人的戀情最終因為阿德與哥哥的職業、身份而陷入僵局。
- 紐約地標時代廣場下，三個不具合法身份居留紐約的「異鄉人」，他們藏起自己的身份，扮演觀光客喜歡的形象︰自由女神像、米妮、芝麻街人物，每日以討喜的造型等待觀光客拍照打賞，又恐懼被捕。
- 三隻大閘蟹正「偷渡」進入紐約哈德遜河，這些外來物種繁殖極快，正在對當地物種造成威脅，一時間人心惶惶。
簡而言之，全劇的表面衝突在於「外來者」與「本地人」的種種進逼與拒抗。
在這片大量合法、非法移民進進出出的土地裡，大家似乎都在追求一種叫「美國夢」的東西，可是當這個「夢」要追本溯源之時，才發覺這些「美國人」的祖先，當年也是以驅趕、佔領原住民的土地而成家立國的。當表現得很「愛國」，並常常將「保護自己國家」掛在嘴邊的海關阿德，在檢驗ＤＮＡ後才發現自己其實是個大混種，而當中有一部份血統源自中國，更有一部份來歷不明時；另一邊廂，定居紐約十多年的徐林也向妹妹宣佈自己不得回國的理由︰「我已經是個美國人了。」至此，「家」、「國」、「族」，三個常常被「中國中心主義」縛在一起的概念的全面瓦解，讓人重新思考「家園」和「根源」的關係。
《異鄉記Holy Crab！》的劇作者朱宜指出，她想寫的不是移民，而是「人類面對外面世界的嚮往，和對外來者的疑懼，這兩種心態相撞，造成了歷史上的無數次衝突，卻也把我們在更深的層面連結在一起。」[1] 作為「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第一屆首獎作品，它的代表性或許不止於其劇作的藝術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對於此競賽名稱的價值取向。根據競賽主席周慧玲解釋︰「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從『廣義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得到靈感，好奇此刻的劇作家如何想像『世界的華語語系社群』？不同角落的華語語系劇作家又如何返身書寫自己與世界？」[2]
《異鄉記Holy Crab！》劇照提供：卓劇場 攝影：KBT photography
「家園」與「根流」的思考
開創「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學者史書美指出，「華語語系包含位處民族或民族性（nationalness）邊陲的各種華語社群與其(文化、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表述，他們包括中國境內的內部殖民地，定居殖民地，以及其他世界各地少數民族社群。」也就是一個「指稱中國以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族群，以及中國地域之內的那些少數民族族群—在那裡，漢語或者被植入，或者被自願接納。」於是，我們在劇中看見的主角，似乎是那位從中國來的徐夏，不過真正描寫得有血有肉的卻是自言已無法回到中國的哥哥徐林。史書美認為「華語語系研究讓我們重新思考『源』（roots）和『流』（routes）的關係，「根源」的觀念在此看作是在地的，而非祖傳的，『流』則理離為對家園更靈活的闡釋，而非流浪或無家可歸。把『家園』和『根源』分開，是認識到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緣政治空間，作為一個政治主體必須深切地認同當地的生活模式。把家園與居住地聯繫起來是在地選擇的政治參與，是重倫理的表現。……『流』，在此意義上可以成為『源』。這不是(適宜於)那些不認同當地民族—國家，脫離當地政治的流動居民的理論，而是指向『流』和『源』原本相反的意義解構之後的新認同的可能性。」[3]徐林不能回「國」，因為他已完全選擇了將「家園」和「根源」分開，而徐夏根本不在意，也分不清「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別，在她的意識中，「家園」與「根源」是同一的，於是徐林亦勸道：「要走就趁早」。令人納悶的其實是仍在時代廣場上扮演美式卡通人物、自由神像的三人組，相比起還可以選擇回歸或留下的兩個中國人，他們才是這個「美國夢」底下，既無「根源」亦未成「家園」的一群。
回到葉嘉文對觀眾的提問，我嘗試回顧過去澳門的戲劇創作，到底「外來者」是誰？他們與「本地人」的衝突是什麼？而「本地人」又是誰？
澳門戲劇演出以澳門人為主角，似乎是必然的事，然而作為一個歷來移民往往來來之地，「外來者」在澳門劇場作品中並不罕見，記憶所及，澳門劇作中，最常見的外地人，以中國大陸來澳者居多，其次則為葡人和南亞移工／家傭。
八十年代初，曉角劇社演出了多部與中國偷渡客、新移民有關的劇作，如李宇樑的《怒民》、鄭繼生的《來客》，盧耀華的《斷鳶》等，九十年代則有周樹利的《錶的故事》、陳雪瑩的《暗處》和鄭桂卿的《鏡海情》等。劇中的大陸新移民總是扮演難以融入在地生活，被歧視、壓逼的角色，而劇作者書寫時總帶著同情、憐憫的筆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李宇樑編劇的《怒民》。原版《怒民》本為1983年曉角參與澳門戲劇團體聯合公演的劇目，內容以1981、1982年間的內地偷渡潮為背景。該劇「描寫一個駐守中國邊防的執法人員因其職責與民族感情對立而引發的內心衝突：體內流着相同血脈的「他」理解冒死偷渡的偷渡者，但阻截同胞、破壞他們寧以生命換取對生活的追求卻是他的職責。在一次追截中，開槍與不開槍令他陷於痛苦抉擇，觸發了他對忠誠、職責及對同胞之愛的懷疑；劇中一對偷渡兄妹，兄以死掩護妹登岸，是最受人詰問的一段戲，理由是「人民有甚麼可怒？我們的國家有甚麼不好，居然不要命也要離開？」該劇預演後，戲劇界卻指責曉角「出賣民族尊嚴博取外(國)人讚賞……」，並召開大會通過要求《怒民》劇本須經各團體審閱，才可於戲劇界聯合公演中演出。結果「曉角」從善如流，將劇本修改後才得以參與聯演。[4]書寫「他者」，事實上亦是澳門居民開始對「澳門人」身份的確立，而這些「他者」即使被視為「血濃於水」，但他們的行為卻又足以「出賣民族尊嚴」。
《異鄉記Holy Crab！》劇照提供：卓劇場 攝影：KBT photography
「本土」如何書寫？
如果說八九十年代「外來者」與「本地人」的衝突，一般滲透著「本地人」由上以下的憐憫之情，那麼近年來澳門劇場演出中，這些「外來者」與「本地人」的衝突便複雜得多。2014年，小城實驗劇團上演的《威尼斯人想買樓》，故事講述老社區裡的房子，經歷五十年的人事變遷，五十年前土生葡人聚居於此，不欲有低下層華人遷入，五十年後這社區住的都是澳門華人，甚至只是來澳十年的新澳門人，這時一個內地人要買下房子，並希望重新改裝成與該社區格格不入的豪宅，於是「本地人」、「外地人」的爭議再起。文化評論人李展鵬認為「如果這齣戲有個副題，那可能就是『歧視的空間與壓逼的歷史』。粗略劃分，第一幕的焦點是社區空間的思考，而第二幕則著重於社區歷史的質問。第一幕，土生葡人鄰居基於關心社區，不想破壞該區的和諧，而極力把華人排除於外。」而第二幕，發生於同一地點，但與第一幕相距五十年，「五十年後，該區已住滿華人，但歧視沒有結束。對於內地人的遷入，鄰居充滿疑慮，怕新住戶對該區景觀不利，甚至會破壞該區歷史。」[5] 但在居民、也住在同一社區的地產經紀、新移民買家的相互對質之下，才發現一直用力反對「外來者」遷入的一對夫婦，其實是十多年前從大陸申請來澳定居的「新澳門人」。在這裡「根源」與「家園」的辯證關係，幾乎首次在澳門劇作中被提出，而八九年代建立起來的「澳門人」的認同，亦在此表現出動搖之勢。李展鵬稱讚此劇「它冒著被圍攻的危險，從澳門的族群歷史與歧視現象出發，叫大家拋開那過份簡單的本土觀，去重新反思本土文化與澳門人身份。」
《威尼斯人想買樓》並不是一部百分百的本地原創戲劇，而己改編自美國劇作家Bruce Norris的得獎作品《Clybourne Park》，原作著墨於美國的種族問題，只是小城實驗劇團別具慧眼地找來葉玉君進行一次本土化的改編。而卓劇場的《異鄉記Holy Crab！》則是一個由中國內地劇作者所書寫的，發生美國紐約的故事。美國的種族問題、移民問題，或者不能完全套進澳門，不過對「定居殖民」[6]的恐懼卻是類似的，當然澳門人與這些新定居者的關係／衝突則更為複雜。
《異鄉記Holy Crab！》「真的與澳門毫無關係嗎？」
在回應葉嘉文的提問之前，其實是要從劇本中，紐約、澳門兩地似近還遠的對照中，進一步思考如何書寫現今澳門人的「源」與「流」？而過去澳門劇作中，以書寫「他者」來確立身份認同的方式，是否已被動搖或已失效？從《威尼斯人想買樓》到《《異鄉記Holy Crab！》，到底我們為什麼會在這些「非本土」的劇作中，照見自身或以改編、本土化的策略以貼近自身？還是，這種無法直寫，一直動搖、重構、改編的過程，才算是當下最「本土」的澳門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