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機、微信、Facebook、赴台就學。
葡國菜作為遊客美食、茶餐廳作為本土美食。
葡萄牙國旗色的雞啄米、操北京口音的遊客、填不出籍貫的澳門人；煩悶的上班族和只想準時放工的清潔女工；位於全球生產線最底層的生產工人舅舅，有錢到可以在遊艇生活四年的姨媽，「夾在兩者中的澳門人」。
談及身份最讓人尷尬的，往往是當我們論述「我們是誰」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大多在談論的，卻是「什麼不是我們」。
「零距離合作社」於台北「牯嶺街小劇場」上演的台灣版《彼時此岸》，以一名赴台就學的澳門人為主軸，貫穿全劇以「一人一故事」為素材，編織而成的敘事架構。儘管本劇的編導手法為一人分飾多角、多線發展、碎片化及打破觀演界線，人物、地點、議題不斷轉移，整理起來，卻不難發現本劇的關鍵詞句，以及這些元素的連接關係：
一、澳門人到台灣求學後，（在Facebook上）十分關心台灣的時事，回到澳門卻感到自己與（充滿遊客、工作苦悶的）城市格格不入，要填籍貫時又填不出一個可讓他滿意的答案，望向那個（演員極力奔跑、飽受打擊、長路漫漫也要申請居留的）台灣，深感疑惑她有什麼理由，為台灣的新聞淚流滿臉，又或，向遊客解釋澳門的食物其實沒那麼難吃。於是演員發問，我是誰？澳門是什麼？我是澳門人嗎？
二、開場便宣告的宿命論：「我們是一台攝影機，你不能決定被架在什麼位置。」於是有身在珠三角地區，當牛仔褲洗水技工的舅舅，和嫁了有錢人，有錢到可以在遊艇住四年的姨媽；苦悶但是年輕、充滿希望的社會新鮮人，與每天只期待上班下班領薪水的清潔工。他們被定義為彼此不能理解，亦如一台攝影般失去任何能動性和自我意識，一如演員問「同是生而為人，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際遇可以相差如此的遠？」後，由莫群莊飾演的工人只喊一句「邊識呢啲野啊！」（大意：這些東西，我哪懂啊，上班就是如此）然後繼續工作。前者的身份危機，是借由對比台灣、及對台灣的關心而來，於此，這個從經濟階級入手的「澳門人」，被架設在極度富有與貧窮之間，演員說澳門人「就在他們兩者之間」（先不論這個放置是否可行或適合），兩個問題、及它們所試圖提問的澳門人身份危機仍然相似：我不是他們，我不是他們，那麼我們是什麼。
《彼時此岸》所構建的，是一個自我邊緣、不斷排除的澳門人身份。這種邊緣與文化評論人李展鵬曾述的不同，差別是這個「身份的模糊、認同的空白與文化的混雜」並不帶有「充滿創造性的力量」（註1）。回歸此劇，其立場更傾向把台灣人、中國和澳門人，當作是一部全然被動的攝影機，如果人沒有創造、顛覆或擴闊身份標籤的能力，我們便失去了以宣稱「我是澳門人」來擴闊澳門人身份的主導立場，誰知道呢，你甚至可以說「我有這個疑惑，所以我是澳門人」，不是嗎？換句話說，此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去問「我是澳門人嗎？」的這個人，並不具有能動性，只任由環境和國族政權來界定的話，那麼，這戲的所有探究，就註定是徒勞無功的，這些國籍和身份，也只是一個拿出護照來看看就可解決的事情。
此外，要去探究澳門人的身份危機，另一個更容易落入的陷阱是，當我們不斷排除什麼不是澳門時，其實，亦是正在暗示一個正確的澳門人身份，但這個正確的澳門人身份，真的存在嗎，以及，為了更好的社會，這個標籤有必要存在嗎？透過排除，去確認自己的澳門人身份，其實十分無情和危險。
於是，當演員說出：「如果澳門是一個人的話，他肯定已經精神分裂」時，不免讓人錯愕，和尷尬。因為澳門真的不是一個人，這裡有很多人，本就不可能只擁有一種性情、地位和身份。同證，戲中出現的台灣和中國形象，也不免落入一元、片面的誤解。
其實，開首陳列的種種元素，並不牴觸。即使在現實中，我們仍然需要地域身份，它也不該是排除的工具。如果反其道而行，我們去擁抱更多的價值，擴闊「澳門人」的身份想像，喜歡的話，願意的話，你可以是澳門人，也可以是台灣人，你可以什麼都是。甚至，你也可以什麼都不是，但不防礙你去做任何事情，因為我們不需要因為澳門人的身份來讓我們（只）關心澳門，這樣豈不是更自由、更美好嗎？
註1：參考李展鵬的《越空白，越有可能性──澳門人的身份認同與歸屬》，http://mypaper.pchome.com.tw/chinpang/post/1320258022。
演出：零距離合作社
時間：2017/07/22 19: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2樓藝文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