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郝志東接受媒體訪問時，述及澳門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問題，透露了澳大原政府及公共行政系副教授仇國平在二0一四年參與「反離補運動」後不獲續約的情況；然後，澳大的收緊情況似是更進一步，郝教授指出校方現在對教師與台灣方面的公務如會議、訪問等交流採取一些特別需要報備規定的做法，引起了關注。作為本澳最大的公立大學，到底其對言論與學術自由的保障是怎樣的薄弱狀況。
郝志東：「應該有這樣的（社會學）碩士課程，培養好研究澳門的人才。中學也應該有社會科學的課程。」
民間社會如何 衝出當前的困局？
顯然，「反離補運動」是澳門市民自覺起來對抗政府不合理的重要事件，無可避免對小城未來尤其是年輕人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反離補』是個標誌性的事件，而且上屆立法會選舉都有一些年輕人出來參選。大家不是不清楚，至於什麼時候行動、採取什麼行動，關鍵要看時機。」郝教授並指出，在政府方面，也要知道澳門社會各行各業的動態，而當中「思想狀態」：「有沒有人要遊行？遊行幹什麼？要怎麼處理？」
至於處理是另一回事：「如果是粗暴的不給教授續約，或把記者調離前線，這些涉及生計的事，說得好聽是自己沒信心，不好聽就是下三濫。這麼大的經濟，還有一大票的愛國社團，還這麼小氣沒有必要。這一點反對聲音算什麼？」
對於仇國平「被處理」事件，郝教授質疑：「這麼大的學校，這麼一個比較個別的人……仇國平是比較個別，不是跟誰都八面玲瓏。他們堅持自己的觀點，然後很積極參與政治。這樣積極參與政治是很難得的。你澳門有幾個積極參與政治的？有這樣的人，這證明你學校大氣，能容納不同的人。」
不必諱言，澳門公民社會尚處於較弱勢的階段，有道將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然則大學的學生群體近年討論社會議題的氣氛又如何？郝教授指出，這問題很複雜，但與澳大遷址沒有什麼關係。「主要是中小學教育沒有強調提問題、然後討論問題。我們在『佔中』後到香港，那裡課堂的牆上都有各種各樣對『佔中』的思考。好不好呀？怎麼辦？制度上有什麼問題？……澳門就沒有什麼思考。」（在這期間大學也是有掛直幡貼傳單的行動。）「這種情況很少……從小學到中學都不支持人們思想要活躍，要思考問題。當然並不說明他們不知道，他們心裡清楚，只是不說而已。但是如果不討論問題，如何能夠激起思想的火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郝教授認為澳門學生和他之前教過的其他學生有什麼分別呢？「不一樣的是學生。澳門學生很少問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
學生的質地與研究的趣味
古語說：「傳道、授業、解惑」乃學者的本職。自美國來澳十四年，郝教授認為澳門學生和他之前教過的其他學生有什麼分別呢？「澳門學生很少問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這中間有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內地生）的差異嗎？「有。內地生通常學習更加認真一些，不少本地生看得比較開一些：考得好考得差都沒所謂啦，只要及格就行」。
那這種心態和資質的差距在研究生當中會收窄嗎？郝教授介紹說，本地博士生很少，比如社會學系有一位同時也是非政府組織的澳門代表。碩士生稍微多一些。他指研究生都是一些想在學術方面繼續發展的人。對於有志做學問的人有什麼建議，他提到兩個分別要到到香港和瑞典繼續深造的本地學生，都是學習比較認真的，但有時候對自己要求也不會很嚴格。「比方說其中一個同學，他會拖。例如他申請獎學金，找我的時候，還有兩三天就到期了。我問你確定現在不晚嗎？當我寫完推薦信的時候，已經是過期了。他說沒關係，已經跟對方說過了。說可以延長一個星期。這不必要嘛！非要趕到最後一天去申請。」
作為社會學者的郝教授認為，澳門是從事社會研究的好地方，「因為（澳門）是個發展中地區，政治上是個半民主政體，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也有不足，需要發展。這對研究者是一個挑戰：怎麼樣去理解這種政府形式？尤其是『一國兩制』，它本來是一個試驗中的過程，沒有先例可循。你怎麼能說它已經成功了呢？這裡面有好多東西值得研究，怎麼做好『一國兩制』？」
再者，「經濟上也是這樣。澳門靠的是博彩業，博彩業是個特殊行業，是靠人性弱點來獲利的。靠小賭怡情是賺不了錢的，賺的是貴賓廳，不少人是傾家蕩產去賭的，是病態賭徒了。那企業的責任在什麼地方？政府的責任在什麼地方？……」還有，「社會上，比如是土生葡人：兩個不同民族結合在起，會產生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
由此，郝教授表示，從社會學方面來講，澳門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礦藏吧，有很多東西值得去開採、挖掘，「而且離中國也近，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也在慢慢的顯現出來。怎麼去研究問題，怎樣讓社會變得更好？」
至於目前社會學的狀態，郝教授曾經多次反映希望設立社會學的碩士班，但沒有結果。目前相似的科目，例如犯罪學和澳門研究的碩士課程，一方面並不是社會學（而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採訪者註），而後者涉及多個學科，也不是社會學。「這是不應該的。應該有這樣的碩士課程，培養更多更好的研究澳門的人才。」中學也應該有社會科學的課程。至於他和一班老師和中國研究（社會學系的前身——採訪者註）、社會學的畢業生創立的澳門社會學學會，他認為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但人的時間等因素都有限制，需要有有熱情的人投入。
離別的叮嚀
郝教授早就接到通知，他的在澳大教席的任期將到八月十五日屆滿，不過他還會留在大學多一個月：「還有（研究生）資格考試和答辯啊。」至於他的退休生活，本來在美國北加州有一個住處的他，就要視乎他的女婿會不會在南加州找到工作，成事的話就會跟著過去了。退休後還會關心澳門社會嗎？他就表示會繼續撰文、寫書，研究兩岸四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還要繼續輔導澳大社會學自己原先招收的但是還未畢業的博士生。如果有機會，也會回來澳大作個講座等。
最後，對澳門社會的期望，郝教授說：「『大灣區』可以為澳門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還不得而知。澳門的未來，除了繼續民主化和反貪腐以外，要注意的應該是例如博彩企業如何才能『負擔起』對社會『責任』，而不是單單呼籲市民『負責任博彩』。還有就是民生的事情，例如是『菜籃子』，貧富懸殊太大。一般的老百姓買不起商品房，而經屋和社屋能否有足夠的供應而且讓大家都能住上體面的房子，在澳門這樣富裕的社會，仍然是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