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郝志東接受媒體訪問時,述及澳門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問題,透露了澳大原政府及公共行政系副教授仇國平在二0一四年參與「反離補運動」後不獲續約的情況;然後,澳大的收緊情況似是更進一步,郝教授指出校方現在對教師與台灣方面的公務如會議、訪問等交流採取一些特別需要報備規定的做法,引起了關注。作為本澳最大的公立大學,到底其對言論與學術自由的保障是怎樣的薄弱狀況。
![郝志東:「應該有這樣的(社會學)碩士課程,培養好研究澳門的人才。中學也應該有社會科學的課程。」](https://aamacau.com/files/uploads/2017/07/Zhidong-in-office-540x360.jpg)
郝志東:「應該有這樣的(社會學)碩士課程,培養好研究澳門的人才。中學也應該有社會科學的課程。」
民間社會如何 衝出當前的困局?
顯然,「反離補運動」是澳門市民自覺起來對抗政府不合理的重要事件,無可避免對小城未來尤其是年輕人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反離補』是個標誌性的事件,而且上屆立法會選舉都有一些年輕人出來參選。大家不是不清楚,至於什麼時候行動、採取什麼行動,關鍵要看時機。」郝教授並指出,在政府方面,也要知道澳門社會各行各業的動態,而當中「思想狀態」:「有沒有人要遊行?遊行幹什麼?要怎麼處理?」
至於處理是另一回事:「如果是粗暴的不給教授續約,或把記者調離前線,這些涉及生計的事,說得好聽是自己沒信心,不好聽就是下三濫。這麼大的經濟,還有一大票的愛國社團,還這麼小氣沒有必要。這一點反對聲音算什麼?」
對於仇國平「被處理」事件,郝教授質疑:「這麼大的學校,這麼一個比較個別的人……仇國平是比較個別,不是跟誰都八面玲瓏。他們堅持自己的觀點,然後很積極參與政治。這樣積極參與政治是很難得的。你澳門有幾個積極參與政治的?有這樣的人,這證明你學校大氣,能容納不同的人。」
不必諱言,澳門公民社會尚處於較弱勢的階段,有道將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然則大學的學生群體近年討論社會議題的氣氛又如何?郝教授指出,這問題很複雜,但與澳大遷址沒有什麼關係。「主要是中小學教育沒有強調提問題、然後討論問題。我們在『佔中』後到香港,那裡課堂的牆上都有各種各樣對『佔中』的思考。好不好呀?怎麼辦?制度上有什麼問題?……澳門就沒有什麼思考。」(在這期間大學也是有掛直幡貼傳單的行動。)「這種情況很少……從小學到中學都不支持人們思想要活躍,要思考問題。當然並不說明他們不知道,他們心裡清楚,只是不說而已。但是如果不討論問題,如何能夠激起思想的火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郝教授認為澳門學生和他之前教過的其他學生有什麼分別呢?「不一樣的是學生。澳門學生很少問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https://aamacau.com/files/uploads/2017/07/zhidong-in-class3-540x360.jpg)
郝教授認為澳門學生和他之前教過的其他學生有什麼分別呢?「不一樣的是學生。澳門學生很少問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
學生的質地與研究的趣味
古語說:「傳道、授業、解惑」乃學者的本職。自美國來澳十四年,郝教授認為澳門學生和他之前教過的其他學生有什麼分別呢?「澳門學生很少問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這中間有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內地生)的差異嗎?「有。內地生通常學習更加認真一些,不少本地生看得比較開一些:考得好考得差都沒所謂啦,只要及格就行」。
那這種心態和資質的差距在研究生當中會收窄嗎?郝教授介紹說,本地博士生很少,比如社會學系有一位同時也是非政府組織的澳門代表。碩士生稍微多一些。他指研究生都是一些想在學術方面繼續發展的人。對於有志做學問的人有什麼建議,他提到兩個分別要到到香港和瑞典繼續深造的本地學生,都是學習比較認真的,但有時候對自己要求也不會很嚴格。「比方說其中一個同學,他會拖。例如他申請獎學金,找我的時候,還有兩三天就到期了。我問你確定現在不晚嗎?當我寫完推薦信的時候,已經是過期了。他說沒關係,已經跟對方說過了。說可以延長一個星期。這不必要嘛!非要趕到最後一天去申請。」
作為社會學者的郝教授認為,澳門是從事社會研究的好地方,「因為(澳門)是個發展中地區,政治上是個半民主政體,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也有不足,需要發展。這對研究者是一個挑戰:怎麼樣去理解這種政府形式?尤其是『一國兩制』,它本來是一個試驗中的過程,沒有先例可循。你怎麼能說它已經成功了呢?這裡面有好多東西值得研究,怎麼做好『一國兩制』?」
再者,「經濟上也是這樣。澳門靠的是博彩業,博彩業是個特殊行業,是靠人性弱點來獲利的。靠小賭怡情是賺不了錢的,賺的是貴賓廳,不少人是傾家蕩產去賭的,是病態賭徒了。那企業的責任在什麼地方?政府的責任在什麼地方?……」還有,「社會上,比如是土生葡人:兩個不同民族結合在起,會產生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
由此,郝教授表示,從社會學方面來講,澳門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礦藏吧,有很多東西值得去開採、挖掘,「而且離中國也近,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也在慢慢的顯現出來。怎麼去研究問題,怎樣讓社會變得更好?」
至於目前社會學的狀態,郝教授曾經多次反映希望設立社會學的碩士班,但沒有結果。目前相似的科目,例如犯罪學和澳門研究的碩士課程,一方面並不是社會學(而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採訪者註),而後者涉及多個學科,也不是社會學。「這是不應該的。應該有這樣的碩士課程,培養更多更好的研究澳門的人才。」中學也應該有社會科學的課程。至於他和一班老師和中國研究(社會學系的前身——採訪者註)、社會學的畢業生創立的澳門社會學學會,他認為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但人的時間等因素都有限制,需要有有熱情的人投入。
離別的叮嚀
郝教授早就接到通知,他的在澳大教席的任期將到八月十五日屆滿,不過他還會留在大學多一個月:「還有(研究生)資格考試和答辯啊。」至於他的退休生活,本來在美國北加州有一個住處的他,就要視乎他的女婿會不會在南加州找到工作,成事的話就會跟著過去了。退休後還會關心澳門社會嗎?他就表示會繼續撰文、寫書,研究兩岸四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還要繼續輔導澳大社會學自己原先招收的但是還未畢業的博士生。如果有機會,也會回來澳大作個講座等。
最後,對澳門社會的期望,郝教授說:「『大灣區』可以為澳門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還不得而知。澳門的未來,除了繼續民主化和反貪腐以外,要注意的應該是例如博彩企業如何才能『負擔起』對社會『責任』,而不是單單呼籲市民『負責任博彩』。還有就是民生的事情,例如是『菜籃子』,貧富懸殊太大。一般的老百姓買不起商品房,而經屋和社屋能否有足夠的供應而且讓大家都能住上體面的房子,在澳門這樣富裕的社會,仍然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