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希望安定，以為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便會做到退休。可是沒有人會知道，十年，甚至五年後自己會在哪裏，會做甚麼工作。
1990年代，澳門的建築工人流行去台灣工作，我爸也去過，他們住的是工地睡鋪，吃的是便當，當年台灣經濟強勁，是「錢淹腳目」的尾巴。誰會料到，現在很多年青大學畢業不久的台灣人來工作，很多都是1990年前後出生的，上星期才和兩個台灣人聊天，他們懷疑被公司剝削了法定的假期。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人在資本經濟活動下，是很難逃離的，不只有以上說的澳門和台灣，移工的情況總是存在。澳門曾是豬仔貿易的重點地區，數以萬計的華人經澳門，以簽訂極度嚴苛的契約，實質是欺騙、嚴重剝削、甚至拐賣等形式，遠赴重洋，到南洋、北美、南美等做勞力工作。澳門現在可能鮮有人紀念或提及，不過歷史昭昭，很容易便可以找到。
又有誰會留意，東南亞來澳的移工，透過仲介，通常都要付一筆費用，這筆錢或會以介紹、培訓等名目來收取，該筆費用相等於在澳門工作六個月至十二個月的薪水，即是說，那些受機構安排或訓練過的家傭，來澳門後通常都要先白做至少六個月，作為傭主不會去多想，當然也不曾想過去改變。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再者，移工和僱主的計算，在勞動力的出賣和購買之間的關係，彼此間的情感、家庭、鄉愁、甚至健康，因為無法用錢去量化，也就計算不出來，就等於不存在。正如1996年時我們對台灣地震沒有任何概念，在新聞看到地震會生出對父親思念一樣，這個能算多少錢？
所以，除了錢之外，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印尼表演者的鄉愁、家庭、自信、堅強，被這個演出毫不保留地在三盞燈圓形向澳門市民展示出來。
節目一開始，三名印尼女子舞蹈出來，她們手上張著Batik(印尼傳統花布)和黑布，一名華籍女子進來，她們把Batik的一面向著自己，黑布張對著華人女子，從空間和她們表情得知，姐姐們的心情。
夾雜著印尼舞蹈，表演者向大家展開了自白，拿出沙「係印尼攞返黎，係我媽媽俾我，佢話如果我覺得好孤單的時候，望住尐沙就好似望住屋企。」，絲巾「由印尼攞黎，見到條絲巾會好開心，因為掛住屋企人的時候，可以睇。」和照片「照入面係我表姐，我同佢關係好差，我好唔鍾意佢，不過每次望住呢幅相就好似見返好多屋企人係一齊。」手上的物件附帶著接通了我的感受，讓我知道那是沒有藏暱、直接、顯淺直白的鄉愁。這些海外雇員，並不是西裝畢挺、住在高級公寓、聘請菲律賓家傭打理家務、來自美國的白種男人賭場高級管理者。她們是移工，是來自比澳門更貧窮的地區，是位澳門的資本主義食物鍊當中，下層的勞動者。她們總是被我們使喚，然後被我們無視。包括無視他們在戲劇表演上，母女們的虚疑對話，每天辛勤工作，卻無法待在女兒身邊，女兒的物慾取代了母女的親情，移工們被鎖的不是奴隸的鐵練，是家鄉對他們的需求和期盼。這些需求和期盼，將他們綁在異鄉社會的最低層。而她們亦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改變，「終身學習」、「向上流動」這些美妙的詞語，並不屬於他們。自由的意像，只能透過張開雙手，想像飛翔。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就整體表演而言，明顯是顯得生疏與零碎，主持人也說，她們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日，但也願意花時間排練，四個月的排練顯然是艱苦的，當然，也會是快樂的，他們去向三盞燈的街坊展示了在澳門生活的印尼傭工的處境，短短數十分鐘，大家加深了解，屬於三盞燈這個時空的人將會滿載著回憶，不只那些表演的姐姐，還有在觀看她們表演的同鄉，還有我們。
太陽底下無新事，移工的處境，稍稍想一想便會想得出來，可是，知道別人的故事不一定會感覺到別人的感受，去感受生命，是第一步。感覺到別人的處境然後才可能對別人的困難作出體諒。
七月看了不少的表演，這一場不是最好，但肯定是最有意義的演出。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