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對社團及其他機構資助，近年不時引起咎病。早前特首堂弟崔世平屬下的科學技術協進會，在沒有公開招標下獲政府判給金額達590萬元的「編寫小學常識教材」服務合同，該會事後亦被揭近5年獲澳門基金會高達2800萬資助。不久前，由特首出任副董事長的暨南大學，接受由特首擔任信託委員會主席的澳門基金會1億元人民幣捐款，亦惹來利益衝突的指控。然而，事件在一小撮市民吵鬧一會、大量護航聲音保駕下不了了之。
資源詛咒：澳門的政治宿命
經濟發達 何以民主開倒車？
澳門雖然資源貧乏，但賭場收入源源不絕，部份透過澳門基金會流入各大小社團，令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不少資源大國類近，都是經濟發達但民主發展滯後，繼而影響管治質素及社會公平。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論述中，一般指當社會變得富裕，教育水平上升，市民關注的事件，由民生、收入等現代價值，慢慢轉移至社會公平、保育等後現代價值。在專制政權下，由於政治權力集中，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很大程度掌握在少數特權階層手上，大多數無權無勢無後台者，卻要承受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這種被稱為竊盜統治 (kleptocracy) 的制度，衝擊著新生代中產階級的後現代價值觀，激起他們以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政治，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等方式，建立心目中理想的價值及社會制度。倘若這種參與方式達到關鍵數量 (critical mass)，政治民主化就會出現。
在選票、媒體等壓力下，政治人物被迫面對公眾，透過改善施政打擊貪污，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根據世界銀行治理指標 (Governance Indicator)，治理質素排名前列的地區，除了新加坡及香港，其他的都是民主政體及經濟發達地區。在西方的論述中，新加坡被視為異類，不能假設其威權而高效廉潔的管治模式能移植其他地區。香港前宗主國英國是民主之母，其香港政策受國會監管而不能亂來。為了防止66及67暴動再發生，加上要令香港發展遠超大陸其他城市，增加將來和中國就香港前途談判的籌碼，令香港走上善治之路，也令香港模式不能複製到其他地區。
然而，政治經濟學術領域內，有大量文獻關於資源豐富國家遭受「資源詛咒」，即使經濟發達也不能走上民主善治之路。所謂「資源詛咒」，是指好些阿拉伯及非洲國家，雖然石油、礦物等天然資源豐富，但貪污問題嚴重，民主發展停滯不前，部份地區的經濟依舊落後。相關學者認為，資源豐富國家的領導人可以大肆揮霍財富，或大搞官商勾結，利用鉅額財富及政府採購合約輸送利益，收買國內外支持者，建立專政機器打壓反對勢力。當政府無需面對下台或反對派的壓力，就缺乏動機改善施政;而國內的豐富資源，亦令政府缺少誘因透過投資教育、改善基建等社會及經濟投資加強國家的競爭力。換言之，即使部份地區經濟發展起來，市民變得富裕，接受教育機會增加，但社會因政府利誘及鎮壓下失去獨立力量，民主化也被扼殺。沒有民主，善治就難而談起。
政治「正確」 賞惡罰善
澳門現時的情況，與中了「資源詛咒」無異。主要由賭收支持的政府庫房，以及完全由賭收支持的澳門基金會，審批社團撥款原則透明度極低，而獲基金會撥款最多的大戶，一律是親建制以及傳統大社團。社會一般共識是，撥款多寡與親疏及後台硬淨與否有關。如是者，其他社團領袖依樣胡蘆，跟著大社團領袖高喊愛國愛澳，猜測高官心意拍馬奉承，面對施政不善沉默是金，甚至刻意配合，生怕開罪官老爺影響社團資助以至自己生意或職場前景。據知有食肆小老闆只是向集會示威人士提供過小食，就已經損失不少大社團的到會生意。
即使自己不是社團領導，但大社團獲得鉅額資助總要花錢，由於社團花錢無需公開招標或詢價，要從中獲利，小老闆小人物自然要少說少做權貴不喜歡的事。例如某位活躍社團活動人士，仗著港人配偶貴為某大社團領導的關係，就能取得鉅額資訊科技設備的供應生意。當年澳門公民素質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前，不少工聯領導亦從裝修及設備供應上得到不少甜頭，事件後來在媒體曝光，但因並無人違法，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在這種氣氛下，2014年反離補2萬人遊行，要不是香港媒體推波助瀾，只能視為可一難可再奇蹟，小貓三五十人的小打小鬧的示威集會才是常態。即使澳門政府對反對活動沒有嚴厲鎮壓，但支持反對活動者經常面對不少壓力，有的被上司勸籲或警告，有的被警方跟蹤，有的失去生意，有的失去工作。澳門大學收到政治勢力的投訴信件後，對我展開紀律程序處理，繼而把我趕走，固然是例子之一。另外，有反對勢力支持者在某公營機構工作三個月後被解僱，負責聘用此人的職員據稱也受牽連，工作發展受到一定影響。前聖若瑟大學政治學講師蘇鼎德亦指，他因寫政治評論開罪政府高層，來自澳門基金會的建校經費突然停發放。聖若瑟大學把他解僱後，建校經費又忽然放行。凡此種種，對反對勢力的支持者構成阻嚇作用。
聖約瑟大學歷年獲得澳基會資助
維穩費與五毛
有人以為，互聯網會打破澳門這種悶局。近年進入互聯網世紀後，學術界出現不少網絡政治的研究，指在互聯網世紀前，政治參與門檻高，政治議題以及傳統媒體，往往由主流族群中的中老年精英男性壟斷，年輕人參與政治的興趣不大，投票率偏低。同時，由於不能匿名參與政治，風險自然增加。互聯網提供匿名政治參與政治的機會，降低參與的機會成本、門檻、以及風險，令政治「花生友」大增，推動公議題在公眾當中的關注程度。同時，互聯網提供機會，讓年青人創造有影響力的議題，香港2011及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正正是由年青人透過結合網絡政治及現實的政治動員事件。而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最後亦在年輕網民群起反對之下擱置。而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上升，據稱是因雨傘運動及網絡政治興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提升所致。
當然，澳門的網絡政治參與，對現實政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反離補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對勢力要動員，主要透過互聯網。非建制媒體《愛瞞傳媒》及《論盡媒體》，也依靠互聯網突破主流媒體的新聞河蟹。然而，對澳門互聯網政治討論有點認識的，都知道澳門政治花生友其實不多，更多的是為政府搖旗納喊、打擊反對勢力、善把討論焦點模糊化的五毛。而某些五毛或後台老闆所屬的青年社團，又是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大戶。在種種的限制下，澳門年青人要制訂議題、營造網上公眾輿論向政府施壓很是困難。
政治殘廢餐越食越殘
在基金會及其他部門的資助下，澳門大社團吃盡「殘廢餐」。相對香港的建制派政黨社團，澳門大社團籌款能力更低，財政上對政府依賴程度更高。香港的保皇政黨，尚且要營造為民請命形象，經常要批評政府，從而吸引溫和而重視社會穩定的選民。同時，他們也需要在社區層面成立各類組織，爭取區議會等機構的撥款組織活動及招收會員，而活動及會員多寡，又影響到組織者能否得到「祝福」，參與區議會選舉。至於澳門的保皇黨，連這些門面功夫也省下，乾脆將基金會的經費大搞蛇齋餅糭。就例如近年基金會，資助工聯、街總、婦聯等歷屆立法會選舉都支持候選人參選的保皇社團，在中秋及春節前夕向弱勢社群派發福包，派發福包前後，各社團自然可以收集受惠人士聯絡方法，順便推動選舉工程，對其他沒有基金會支持的參選團體不公平，有違選舉公平性。
換言之，澳門基金會的撥款，扭曲原先「促進、發展和研究澳門的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的目標，令富裕的澳門社會像受了資源詛咒，失去推動善治所需的獨立性。（小標為編者後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