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9月,文化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推出了首次「二零一三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經過一輪選拔,選出了四位本地導演獲政府資助最多七成的拍攝經費,上限為一百五十萬。如今事隔二年多了,電影拍攝情況如何?過程是否順利?實踐夢想的過程中有哪些體會?為了解製作澳門電影更多實際狀況,這次訪問了當中兩位導演陳嘉強、徐欣羨,及資深導演小鳥。其中陳嘉強的長片作品《過雲雨》已於月前拍攝完成,現正進入後期製作階段,而徐欣羨的作品《戀家》(暫名)也開拍在即了。
澳門土法煉鋼拍電影方式日漸形成
陳嘉強:「我那部長片已完成拍攝階段了。這次電影製作上困難有很多,如資金、行政及人員等等遇到的問題都不少。這次是正式埋班請人,當中絕大部份開支都是花在澳門市場(例如交通、飲食、場地及人員等),無論台前幕後大部份都是澳門人,當中有不少是修讀相關專業回來的新一代電影人。今次電影拍攝人員全都有支薪,因受惠了文化局的長片啟動金,有別於過往的『互相幫忙』。」
「經過今次我覺得澳門是絕對可以拍到自己的電影的,澳門埋班拍戲是絕對可行,當然,是要在找到啟動資金的前提下,運用資源去精明地睇餸食飯。現在有些剛畢業的年青人,每人夾一點點啟動基金,買到基本的器材,就可開始在拍自己的東西了,當然那些可能是小本製作、廣告、手機片等。有些開始做自己的品牌,有些以做媒體的形式,這些都是很好的,各方面的條件都開始成熟,人手是有的。現在澳門的電影,在製作上不一定需要外援了,這是科技普及與成本下降做就的有利條件。另外,影像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寵大訊息量,我覺得亦是令新一代從小受著影像語言的訓練。想對電影有點研究的,互聯網上沒有找不到的影片,不管古今中外、前衛或古典。我感覺是,在這些世界性客觀條件下,近幾年間澳門的電影愛好者,同時藉著近年愈來愈多的實戰經驗,已漸漸把自己『土法煉鋼』式的製作模式慢慢形成了。」
許國明:「以前因為專業科班出身的人好少,會花大量時間在很多技術問題的處理上,如攝影和燈光多要找外援,變相製作成本大,花的時間多。」
陳嘉強:「這次我拍攝的部分器材要從香港租回來,為節省開支,器材一次租二十多天會較划算,因此一定要一鼓作氣地連續拍攝。這是很有難度的,要所有參與者都在那二十多天內完全一起工作。」
許國明:「其實這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正常的,但在澳門就好難,要遷就所有人的時間表,好難。因為真正專業而又沒有正職的人,好少。演員也是,很多澳門演員日間都是要上班的,變成你要在晚間才能拍攝。這樣,你的拍攝時間又要拖長,這使成本又增加。」
陳嘉強:「現在回看過去一年半這電影的前、中期製作過程,我除了編、導及監製,更像是個召集人,以獲得文化局的資助作為啟動金,聘請澳門相關的專才來拍片。我覺得到目前最大問題是導演能否找到合適的監製與行政人員,我這次身兼多職其實也是意料中事,但同時也為我個人的經驗帶來了很多收穫。我覺得這次資助幫我踏出了很多步,因為有了這啟動金,我很想拍攝的這個劇本終於有機會成真。對本地從事這行的人來說,也造就了一些實踐與工作機會,這是肯定的。然而,卻又因為拍電影開支龐大,拍攝資金始終籌集不足,能支付大家的薪金不高,在持續半年以上的前期階段中,對於共同努力的劇組同事,有種『阻住大家搵食』的感覺──這是有切身感受的,這兩年因為這電影我能投入接其他受薪工作的時間減少了大半,我除了真金白銀投資這電影,同時還把工作賺錢的時間也投資進了這電影。『因為現在工作機會多了,分分鐘是錢⋯⋯』有劇組人員有時抱怨說。從這角度看,澳門的影視從業者真的已漸『上軌道』了?(苦笑) 」
專業之餘,富責任感的工作態度更重要
「『咁少錢,不能要求太多呀導演~』不知是否自己給自己壓力,好像總是聽到這句『潛台詞』。可幸的是,我看到共事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用心做事而又不太計較的。這次拍《過雲雨》的這班人也建立了一定的默契,為我下次再拍片形成了一個很有潛質的班底。
可是壓力還是會不斷來襲。拍攝現場的我,每分鐘都在腦內交戰:作為導演的我想拍多個take;而作為監製的我,卻為著不要再超支而只好不斷妥協。
後來想了又想那兩句『潛台詞』,覺得很不妥,不管薪金多少這也是一種責任吧,難道因為報酬不多就很難投入去做?有點慨嘆:大約五年前,那時還沒有那麼多資源,大家本著愛好,下了班用工餘的時間來一起做喜歡的事。仗義幫忙的人不問報酬也願意專注做好事情。我覺得有些這一代的人比我們那時精打細算得多。我的問題是,如果以這種態度來『搞拍片』,是否會做得好呢?未來又是否能持久地做下去呢?
哈哈,這就是我近這幾年的修行功課:對於現況困難,如何仍能保持心態良好。」
資助以外,投資難尋
陳嘉強:「其實我還沒有籌集到製作這電影所需要的全部資金,就起動了影片的前期工作,原來的拍攝預算是二百多萬的,當時打算以政府的資助作啟動前期籌備工作,繼而自資一部分,餘下的再一路進行一路找。在資金不足的情形下開拍,只能在製作上減省。未找到足夠資源,拖著整個拍攝不能進行時,那心情是很複雜的,現在拍完我也鬆了一口氣。但拍攝期超支了,令後製的資金更不足了。現正繼續找尋資金。
文化局搞過兩次創投會,有跟一些外地電影公司接觸過,但都沒有下文,大概他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市場吸引力的產品吧,我這個新手監製,第一次為電影籌集資金,到目前為止遇到相當多困難。其實當時首先應要找到一個好熟悉門路的監製,而我在開拍前一直找不到,於是唯有自己做住先。」
許國明:「以為澳門那些博企可能會資助是太天真的想法。其實我寧願政府這樣做:不要說只資助七成,而是直接設資助上限為150萬,這樣創作人可以專心去運用好這筆150萬以內的錢,而不用為三成資金而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因為澳門真的好缺富資歷和經驗的電影監製,去為導演搭路,去敲門找資助,與電影公司傾。澳門從來沒有這些脈絡,現在突然要去做,是很難的。」
同樣得到文化局電影長片資助的徐欣羡也為找資金的問題而努力了將近兩年,跟陳嘉強的例子相近,要在150萬外再找其餘那三成資金,在澳門處處碰壁,發現根本不可能找到,而資金未有眉目,電影也無法開拍。
澳門的公司即使有回覆的也最多只是資助一些場地供拍攝等,不願意資助實質金錢。由於片中涉及同志議題,在創投會中已知道不能賣到中國市場去,因此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後來幸而得到香港演藝學院一位老師幫助,並答應成為這部片的監製,最終與一家香港電影公司達成了投資協議,現在終要在過年後開拍了。問題終於解決,徐欣羨也鬆了一口氣。除了投資一定金額,該公司也會注入一些市場元素,如香港的演員和製作人員等,並負責發行,而版權將歸這家香港電影公司所有,整部片的拍攝團隊仍是以澳門人為主,符合政府的資助要求。徐欣羨認為,在找資金的過程中,雖然政府搞了一些創投會,但真正想對澳門新導演投資的公司其實是很少的,因為澳門導演沒有知名度,甚至不曾真正拍過長片,而電影題材又以澳門為主,其實有點難吸引到投資者。
以市場來衡量一切的做法是否適合?
原來即使政府出了150萬,外地電影公司仍不一定買單。澳門並沒有做電影發行的公司,全部要靠外地,在環境尚未成熟、發展脈絡又不穩建的情形下,電影人只能去敲外地電影公司的門,一力負起開拓資源與市場的責任,可能這是在整個計劃中最花費時間和精力來處理的問題。
當一個以扶植本地電影發展的資助計劃把市場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到底意味著什麼?
曾自資拍攝過兩部長片的導演許國明亦提出如此疑問,當政府現在剛剛起步要去推動本地電影創作時,一下子便要求創作如此迫切地走向市場,這其實是否一個好的做法?是否應要用市場來衡量一切?
他認為,如果要求本地電影要像香港或大陸那種以市場為先的做法,對一個地方的電影發展是否健康?本地電影雖然起步了一段時間,但仍然處於初生階段,在這個時期,他認為應以保護其藝術成果更為重要,而不是急於把作品推向市場。
一個地方的電影發展,會否應主力支持更多電影人去拍出自己想拍的作品,積聚更多經驗和力量,再逐步打開市場和認受性,如果把還未那麼有經驗的新導演一下子推向市場,其實對澳門電影、對澳門的電影導演的成長未必是一件好事。
缺乏熟悉門路的電影監製
由於澳門沒有具經驗的電影監製,也沒有電影發行公司等專業機構,環境先天不足,本就沒有這條電影之路,所以,第一年得到這資助的導演應該是最辛苦的,其實是在做開荒牛。
陳嘉強:「如果我們第一批這四個導演真的走出一條路來,能對後來其他人有一點幫助當然是好,但現實看來比想像中要困難得多,這是我走到現在這步的感覺。」
這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做到的事,似乎還要靠脈絡和運氣,首先是要能遇到適合的監製。
由於一直找不到適合的人,唯有自己同時兼任監製,嘉強說那真的很辛苦,而且唔work。後來因緣際會,認識了現居澳門、自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與導演賈樟柯同屆的電影攝影師孟曉清,介紹了賈樟柯電影《小武》中的男主角王宏偉給他,並請到他來電影中客串,大家傾談之下,這兩位朋友意識到他的困難,願意幫忙並成為這部戲的聯合監製。因為他們的關係,現在開始與一些內地專做電影發行的公司接觸,「希望可以順利吧。」形容自己被這些財政事務搞得非常負能量的嘉強,誠惶誠恐地說,「現在片拍完了,我要更專心在後期製作上,好想全力投入去處理創作和藝術上的事情。」但無奈在事情未完全解決之前,相信他仍繼續要被這些資金、電影發行及上映等的問題纒繞一段時間。
得到了資金的導演們,尚且要面對一籮筐的問題,那麼另一些沒有得到這個電影啟動金,又想開拍自己長片作品的人,到底可以怎樣做?那條路是否更漫長?受訪者之一的許國明就是其一,曾自資拍了兩個長片,亦是本地最早開拍長片的電影人,現在手上有兩個自己想拍的劇本,但輾轉千回,仍然找不到任何資金來啟動計劃。一代一代的拓荒者們,似乎仍徘徊在那條孤獨的路上。到底在一個先天如此不足卻又從未如此富裕的城市,當要發展電影時,怎樣才是最能幫助到本地電影的扶持計劃?現在讀完電影回來的人們,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在現在文創基金豐裕的情況下,電影人面對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與過往資源困乏的年代,真的有很大分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