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台灣的Linda，丈夫三年前來澳門在金融機構從事文職工作，但在人資辦的登記中，他持有藍卡只是非專業外僱。他們曾經向入境事務廳申請子女來澳，卻受到拒絕。後來再向駐澳門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求助，但對方表示，就現時的澳門的規定，他們的個案並不符合申請資格，加上台灣與澳門只距離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時間，認為Linda 子女留台生活，偶爾來澳團圓也沒嘗不可。
起初，Linda 對於家庭被迫分離也十分難受，但向各國友人查詢﹑瞭解其他國家對於非技術性勞工家眷所採納的出入境政策實為大同小異，於是慢慢放開﹑釋懷，最後便決定與孩子移居到珠海生活，並把小孩轉入珠海的教育系統，丈夫留澳工作，假期時相聚團圓。
為了不想孩子成長期錯過與父親相處的時光，台灣媽媽Linda無奈舉家搬到珠海居住。
雖然問題看似完滿解決，但細微的影響卻潛伏不休。在一定的程度上，現時的政策確實剝削了對非技術性的外籍員工的組織家庭權；就小孩而言，影響更為深遠。以Linda 的個案為例，小孩子受教育的權利及家庭親密感便受到影響：「就受教權而言，當同齡的澳門兒童都在幼稚園上課的時候，來澳時女兒卻只能在圖書館、公園和各個藝文場所消磨時光，面對陌生人的關切，會讓女兒感受到自己不同於澳門兒童，進而產生無形的壓力。就家庭親密感來說，女兒和爸爸每週相處的時間不超過四十八小時，三年下來，總會對父親產生淡淡的疏離感以及些許父愛缺失的狀況。」
現時澳門勞工法對於外藉員工的家庭生活無形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Linda指，幸好小孩的適應力強，加上珠海的地理面積比澳門廣闊，能帶孩子遊玩的地方很多，漸漸淡化了父親長期不在孩子身邊的負面影響，但她強調；「就長遠來看，小孩子還是很需要父親的陪伴才能建立起完整家庭紐帶。」
是次在異國生活的經濟也令Linda 對在國外工作或留居澳門產生不好的印象，她表示：「下次出國赴任前，會更加仔細觀察當地是否適合孩子成長，也會提前研究出入境政策，以期家庭能夠團聚。」儘管Linda 一人的經驗不能代表所有外籍工作人員，但相信他們對於家庭團圓的渴望是一致的：「為了讓已婚的外來勞動人口能夠無顧之憂，期望澳門政府在人力資源有餘裕的情況下，替非技術性勞工家眷提供效期和藍卡相同的探親簽證，讓思念彼此的親人不需受到遊客身份的限制，自由進入澳門。」
一個社會的建立先從小單位的家庭開始，今天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能自由戀愛，相方就算是不同國籍也能夠通婚。可是，觀看各國家的現在的經濟及社會的政策設定下，又限制了某些人享受家庭生活的權利，黑與白之間，能否有灰色互通的地帶？今天，外籍非技術員工在澳門有一定的數量，政府又能否聽從他們的聲音﹑為他們思考一個解決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