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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放話「香港回歸、人心未歸」。此議或見仁見智,然而,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去看,真實的一國兩制必然是一個對立統一,國家與特區既是無法分離的一體,也始終存在著矛盾和衝突,而這不斷發展的對立統一將推動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向前發展。這是宏觀的理解,在中觀層面,中央和特區政府可做些什麼去消減衝突的破壞性,而將香港人心導向積極的發展?
現時,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應對，不外乎：一、在社會政治制度上進一步收緊,加強中央控制,嚴防民眾取得和運用權力；二、動用國家機器和社會控制手段, 對異議者予以打擊和懲罰(包括拒絕進入澳門特區)；三、控制信息，動用文宣和教育機器,改變民眾的思想和感情。
第一、二項明顯地沒有促進人心回歸的作用，第三項嚴格而言只是造就民眾的無知、無感和無語(Ignorance, indifference and quiescence),也不是真正地贏得民心。直率地說,如果這些措施真有足夠效力，中國當前面對的許多棘手的國家、民族、社會、社區問題,根本就不會存在。且不算一般會因更大的壓迫而出現更激烈的抗爭,這些措施有嚴重的副作用：其一、必然耗用巨大的社會資源和能量；其二、必然造就不受制約的官僚特權；其三、必然使廣大民眾愚昩化和劣質化(事實上,有部份民眾似乎是故意地將愚昩化和劣質化實踐至極點,以「超合作運動」來回應國家權力)。在當前黨內和國內矛盾尖銳、全球政治經濟競爭激烈的格局中,這些副作用可能更有助於亡黨亡國。
基於此,作為一個澳門社區發展工作者,筆者希望提出不同的三個對策,請：
一.反腐敗、反特權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 「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我们就会失去民心。」(習近平)
有些香港人的所謂「戀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回歸以前的幾十年,香港人體驗的是廉潔、高效的殖民地統治。澳門人的所謂「不戀殖」,原因是澳葡政府從來都十分腐敗和無能。早在 1911 年,許多澳門華人的心已回歸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到 1949 年,澳門人便開始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純樸的澳門人相信,中國人的政府無論如何都比葡國人好(殘酷的事實是其實不一定)。
香港人的「問題」是不能容忍腐敗和無能的政府,而澳門人的問題是對腐敗和無能政府的習慣性無感和無語。兩種情況下,反腐工作都亟需加強,否則,一邊會看到民怨的爆發,另一邊會看到在沉默中的滅亡。
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是腐敗的外部表現,而腐敗的根本原因是特權。反腐必須由制約特權開始。回歸以後,中央故意讓香港少數人的實質權力大大提升,也許中央認為如此有利於國家和特區的管治,然而,當少數人的權力不受廣大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回歸以前聞所未聞的高層巨大貪腐案件接連出現。
反腐工作,如只是由上而下,由主席一人去監督全國,那未免太過沉重,也難以持續。如中央能夠信任和借助香港的廣大民眾,去監督和制約特權,這過程和結果對於促進香港人心回歸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二.廣納賢能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短歌行》) 曹操只用了短短的十六個字就非常鮮明地描畫出為政者應如何善用人力資
本(Human capital)、促進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使國家團結興盛。 依賴特權的體制,不但直接導致腐敗,而且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造成嚴重的傷害。這可在港澳回歸以來的真實情況中得到印證。香港有很多人才。然而,這人力資本的相當部份並未能善用於國家和特區發展的積極方向上,究其原因,是特權體制造成了三種狀況:
其一、建制人才得到特別的庇護,坐享權力和利益,無須接受競爭,因此停止進化。網絡用語「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雖然粗俗,但點出了港澳建制派現時的困境。缺乏競爭和進化,解釋了豬是怎樣煉成的。
其二、許多非建制人才,對國家和特區發展,有心有力作出貢獻,只是不為建制所用,原因是他們不在特權圈子和裙帶關係之內。
其三、建制不但對非建制人才棄而不用,事實上還要抹殺他們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上的角色。對一些人而言,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角色十分重要,當建制試圖抹殺他們的角色,他們唯有轉而扮演建制最不喜歡的角色,「替天行道」。
現今政治穩定的發達國家有一個共通點,即反對派的角色和積極意義得到確認,反對派同樣是建設性的力量,同樣可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作貢獻,而無須挑戰建制以取回自己的角色。
作為澳門人,無法對香港特首的管治作什麼評價,但有一點相當明顯,梁特首在競選中承諾當選後要建設的「香港營」,並沒有出現。面對佔中運動,中央
和特區政府表示要讓香港的青年人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生活條件、向上流動當然重要,然而至少同樣重要的是,要讓香港的青年人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上有一個建設性、有意義的角色。要人心回歸,首先要創造一個容納人心的空間。
三.天下為公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記》禮運篇)
孔子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盜竊亂賊、城郭溝池、禮義、制度、謀、兵,都是因為「天下為家」而出現。「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人心因「天下為家」而扭曲,復被禮義、制度、謀、兵等重重掩蓋。因此,想要真正的人心回歸,不能不觸及「天下為家」的問題。
無庸置疑,至今人類社會遠遠未達至復歸大同的階段,財產私有和權力不平等分配仍是現今人類社會有效運作的必要前提。然而,現今政治穩定的發達國家
實踐形式上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證明現實可行,且對國家和社會的安定繁榮有利。雖然不是實質的大同,但相信這在現實可能的範圍內,對人心回歸有最大的積極意義。
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民眾可以是問題,也可以是資源。如「中國夢」是一個人獨自的夢,則其他所有人都會是問題;如「中國夢」是所有人共同的夢,則全國人民包括港澳民眾都是重要的資源。當「中國夢」至少在形式上體現民有、民治、民享,當所有人在其中都有建設性、有意義的角色,國家便無需再將巨大的社會資源耗費在城郭溝池、禮義、制度、謀、兵之上,人心自然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