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五年,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尖銳,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派糖風氣、餵養式政治文化已成習慣,崔世安新班子當中,這班半新不舊的「新鮮人」能為政府帶來多少改變,仍是一個大問號。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在人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對新高官憑一己之力開創新局面並不樂觀。未來五年澳門社會將更「易燃」,火球越來越多,派錢已不能淋熄怨氣,將進一步考驗政府「拆彈」能力。
內外受壓 自由勢將收緊
自○七年起,澳門政府派錢派不停,從每年五千加到九千,「靈丹妙藥」早已不能止痛。余永逸直言,後崔時代壓力更大,「火球」可能越燒越多,一不小心很容易火燒連環船,庫房水浸但已見到隱憂,賭收連續五月下跌,明年經濟預測更是首次零增長,控制公共財政開支事在必行。若跌勢持續,政府不能再透過增派福利紓解民怨,危機或在這時爆發。
「現在這條船尚算繼續行到,派多少少,唔好搞亂檔,大家再忍一忍。但當賭收下跌、經濟變差時,市民走出來已經再無經濟包袱,唔會再有咁多顧慮。」
反抗力大,反撲力亦可能更大。五月反離補運動後,針對一班社運人士的軟硬攻勢似逐步升溫,余永逸分析,收緊措施與北京對港澳政策生變有關,為防「佔中」影響蔓延澳門,為穩住局面,執法部門對社運人士的箝制明顯加強。預期「佔中」餘波,可能令香港走向七、八十年代韓國街頭式抗爭運動,北京不希望兩個特區都出亂子,未來幾年澳門社會的自由狀況將進一步收緊。
有經驗 不代表制度有突破
挑戰不斷,這次大換班又會否帶來一番新景象?余永逸認為,這次組班基本沿用慣例,從公職隊伍中擢升政治任命官員,除經濟範疇來自商界,其他都是現任局級人馬。關鍵是制度不變,有經驗也不一定可以創造新局面。「相對九九年組班不一樣,公務員本地化跟不上,當時無得好揀,全部坐『直升機』。十五年後新班子可能專業背景比前一批紮實,但這只是歷史因由,他們有經驗累積,但未必代表制度上會有突破。」
「無論幾叻都好,可能都有一些『原罪』的感覺,市民認為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下產生,不是一個有良好往績的政府,本身認受性就不強。制度無變,只得人變,憑一己之力是否真的可以扭轉一些不公平、不透明的制度?抑或最後也是徒勞無功?」
司長下台 局面依舊
政府無能,官員經常被詬病有權無責,余永逸認為,這只是說對了一半。除了個人能力,整個政府的團隊精神,特別是跨司範疇的合作、大政策是否有良好規劃,過去十多年都看不到強而有力的統籌。如果將政府視作一體,過去十多年「分權分治」的機制底下,這個身體有如「甩骹」,各部門手腳並不協調,「如果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很簡單,是否換了那個司長問題就可以解決?」
他又舉了三個例子:解決交通問題主軸在運輸工務司身上,但必定觸及控車,加稅、限制入口與經濟財政司有關,政策影響的是進口商和從業員利益,需要其他司配合、特首主導拍板;關乎澳門長遠發展的新城規劃,商業土地利用本身就涉及經濟規劃,治安、 教育、醫療等民生配套也不是一個司可以解決;法改滯後,行政法務司責無旁貸,但草擬法律的權力下放至各部門,中央系統看不到強而有力的統籌,又無權力催促下面「交貨」,法案先後緩急亂晒龍,這些都不是單純個別官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