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窗口，空氣混濁。任裝扮得再時尚、再漂亮，劏房依然劏房，也難逃活在盒子裡的命運。一幢幢密不透風的高樓，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爭着衝破誰會在意的天際線。在職貧困，文憑多張，也不算甚麼。綠意盎然的植物，早已無暇欣賞；冰冷的水泥鋼筋，早已融為一體。在赤裸裸的生活空間，只但求一床寄夢。寸金尺土，石屎危城，蝸居難求。這，就是如今的香港。
Pruitt-Igoe 公屋於1972年清拆(攝:Ian Volner 圖片來源：capitalnewyork)
困於狹小局促居所，總有一天把人迫瘋。垂直向上的築居方式，早已給洋人淘汰。現代主義風格，不近人情，注定了美國「住宿運動」失敗。1955年，日裔美藉設計師山崎實，試圖安罝2,800戶窮人，設計了Pruitt-Igoe公屋──33幢建築，密密麻麻，每幢高11層，廚房空間超小，電梯隔層開，一半居民須走樓梯，兩層共用的長長樓道，卻方便了罪犯，搶劫住戶。垃圾遍地，滿牆塗鴉，犯罪猖獗，無人願意入住。1972年，於居民一片呼聲中倒下，被說為「現代建築之死」。有人歸根究底，指出貧民窟「像監獄一樣冰冷無情」，與詩意棲居，相去甚遠。高度集中、簡約、洗練現代風格，過度追求功能主義，乃敗筆關鍵。自此，人們不得不反思生活空間和生存意義兩者間關係。匪夷所思，如今香港，乃至澳門，沒從歷史中學習，把人推向另一極致的悲哀。
城市病了。年青公民，看不見家的末來，每天掙扎於糊口邊緣，衣食住行，全方位任由既得利益者魚肉，要麼劏房，要麼背上一輩子的債，淪為現代極權資本主義下奴隸。月入萬四或以下，就是次等公民，別妄圖安居樂業，更遑論生小孩。名校是直資的，沒錢就不用想，一代比一代絕望。一切失衡，皆因欠缺了一公平的競爭環境，機制往往只維護權貴。因此，大家不得不停一停，拿出勇氣，從每天例行公事中走出來，在被標籤極具爭議的公共空間中，表達那埋沒已久的訴求。這場佔中，不是示威，而是吶喊，是悲鳴，是怒號。
也許，小城隔岸觀火，不以為然。百步笑五十，只因有幸庫房甚豐，攤分少許不知來自何地的民脂民膏，取悅大眾，方有冷眼嘲笑的餘地；然而，細心一想，小城情況，或比鄰埠更糟，至少連抗拒「袋住先」的意識也沒有；因為小城（恕筆者直言）充斥着更多活像魯迅筆下「奴隸總管」的嘴臉。這些狡猾總管，從奴隸中選出來的一些順民。每當有主子視察，總管便起勁地用鞭子鞭打自己的同胞，以示對主子忠誠。
香港鰂魚涌益發大廈(攝:Barry Chan圖片來源：香港日出同行Facebook群組)
任大雨灑下，佔中人士也不忘初衷，依舊席地而睡，留守街頭，無懼被捕、被抹黑，甚至受傷，繼續鼓起勇氣，於公共空間中尋一片海闊天空；然而，面對着年青公民的義無反顧，總有一群甘於向權貴獻媚的人，不分青紅皂白，但求「著數」，不惜以身犯險，推倒鐵馬，高空擲物，呼喝佔中人士，搗亂鬧事，有相為證者可獲重酬，簡直無所不用其極。人類劣根性，又一次淋漓盡致活現眼前，如文革般的批鬥和分化，一如魯迅小說《藥》中，人民麻痺了的良知，相隔了一個世紀，依然如是，絲毫未有反思，依舊有愚民因「血饅頭」蜂擁而至，看那反佔中人士、圍堵香港某報章辦工大樓門外的壯年人、那埋沒良知、抬不起頭的冷漠與愚昧，與昔日以「血饅頭」治病無異。人民的無知與革命志士的犧牲，仍不斷地重複著。究竟，大眾的公民素質，還要等多少個世紀，才能像中國航天工程般踏出一小步？
Pruitt-Igoe 公屋(攝:Fred Mazelis圖片來源：World Socialist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