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持續數十年的「冷戰」以出乎意料的形式突然結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實踐的退潮、左翼理想退敗，而在「新自由主義」主宰下的全球化則勢不可擋，將產業資本主義急速推向金融資本主義。在這種新形勢下衍生出的挑戰，例如勞動條件零碎化、貧富極端懸殊、政治權力不平等、性別壓迫、族群侵凌、社會排斥、環境惡化等問題，似乎再無一個統一而系統的理想綱領，提出總體的對抗策略，人們普遍感到無能為力。
傳統以工人階級為主導的社會運動，顯然無法應對上述的挑戰。於是，各種聚焦於單一議題的新社會運動，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全球化下的社會危機。新定義下的社會運動每每是伸張被總體權力（包括資本、父權體制和政權等面向）所排斥、壓制和邊緣身份群屬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又往往是局部性的利益，如社區、族群、性別、階級、性取向等。運動的主要著重點是草根性，致使小型、邊緣甚至被排斥的群體均能夠獲得代表性，而不必屈從於一個整體的政治綱領。
在這一系列的新社會運動中，與社區有關的運動近年在澳門的發展尤其突出。小至設置社區垃圾收集站的爭議，大至倫敦街輕軌走線的衝突；再到九澳村的環境問題，涉及土地正義及傳統街區的守護桃花崗，以至因居住安全引發的善豐事件。與其他社運相比，當我們談到社區運動時，空間的意像自然會跳入人們的視野。雖然，並不保證所有的參與成員，都一定是某一特定地理範界之內的居民，例如守護桃花崗以及善豐佔街事件也有其他熱心市民的現場支持，但是因空間而劃分的權力界限始終是明顯的。
那麼，社區運動中的「社區」真正所指是什麼？誰是「社區」的組成部分呢？任何社區都是建基於某類人的融合，但同時形成對其他人的排斥。換句話說，誰是誰不是社區內的成員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這個建構過程可以是保守的、反動的，也可以是進步的。社區運動的局限，一方面體現在可能存在的歧視性排外，例如各地城市的保守中產階級社區，或是本地許多社區反對在區內設置療養院、戒毒中心等。
另一方面，局部性利益導向的社區運動，很容易與政府形成一種恩賜關係，讓當權者以行政手段將社區事務「去政治化」，而社區居民則失去了培育公民意識形成的意識和過程忽略了社區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源，缺乏對實存的生活環境及社區網絡的認識，則社會行動很容易成為補償式的權益爭取，這種訴求往往很容易被政府、社團及建制內的其他力量所消化，而民間社會被邊緣化、弱化，終至成為選舉團體的附屬品。
正如前述，社區內的成員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借用英國社會學家雷蒙威廉在《鄉村與都市》一書的分析架構，我們可以說，社區是一個「變動性的歷史現實」，它在當今澳門的情感結構中激發的意像，仍然有著豐富的進步潛能。社區運動不必然就是私有利益互相競爭的代名詞，相反，由社區運動所促成的民主生活，其成敗就在於如何將各局部利益進行非算術相加、非公約數式的求同，而在於能否與其他進步力量扣連成一個反抗不公義的綱領，形成反霸權論述。它的絕對指標則是看能否在社會上開拓更多不同的社會運動立足生根，而又互相扣連、衝擊的公共領域。
社區運動以外，這種原則同樣適用於例如族群、性別、階級、性取向等等社會運動，形成互相連結、支援的網絡。當政治結構不公義、城市生活空間惡質化、環境污染等迫在眉睫時，它將不理會「社區」的邊界而同樣將其蹂躪。反抗力量的累積，是在不同「社區」間的扣連能力，而不在鍵盤上不斷製造差異、分裂的快感。
這裡，以阿林斯基的社區運動故事作結，作為對本澳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的鼓勵。誰是阿林斯基？曾有媒體報道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先後兩位總統奧巴馬和克林頓都是阿林斯基的弟子。奧巴馬曾經在1980年代接受過阿林斯基風格的基金會訓練，在阿林斯基的老根據地芝加哥南部社區擔任過三年主任；而希拉里‧克林頓則在1968年採訪了阿林斯基，並以阿林斯基為題寫了她的大學畢業論文。奧巴馬和克林頓分別呈現了阿林斯基思想的不同方面︰奧巴馬的社區組織的激進性和克林頓的實用主義。以行動為中心，阿林斯基主義可以被概括為激進性、現實主義和戰術技巧的三位一體。
在香港，早於1971年成立的「社區組織協會」，已經引進阿林斯基的激進社區組織方式，推動了許多居民領袖互相團結成跨地域的組織，或聯合關注某件社區問題的聯盟架構，扮演著強化基層組織和策動民間抗爭力量的角色。證諸今日的形勢，激進的阿林斯基主義並未過時，相反，在理想主義逐漸褪色的21世紀，在充滿無力感的澳門，值得重溫阿林斯基的社區組織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