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威脅港澳兩地新聞自由的事例層出不窮。政府直接干預公營電視台的運作、媒體老闆干預編輯自主或直接換人、權貴以廣告制裁不聽話的媒體，以至永遠無法查清真正主使者的黑勢力直接以暴力襲擊新聞工作者。這些「硬」暴力對新聞自由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但更大的傷害是來自隱形的「軟」暴力：例如新聞機構內部的自我審查、對新聞工作者的誘惑與收編等等。
「軟」暴力的威力，可以深入到一家新聞機構的核心，涉及日常運作的監控，保證新聞報道對當權者的「安全」。這種日常運作的監控，可以有效、準確地整治新聞機構內影響力大的內容，而讓邊緣部分維持象徵性的「自由」。最近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的一篇文章，即生動地以本地公營電視台舉了一個例子：「同一家新聞機構，澳廣視電台、英文和葡文新聞的政治寬容度，與中文電視新聞有不少落差，無論是議題設定、處理方式、政治口徑方面，同一新聞事件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版本。」而本地的第一大報，新聞、評論長期系統地和應主旋律，充當權貴的喉舌，但在副刊專題或專欄，卻豢養一群文人學者，點綴一些不觸及禁忌的花瓶式批評，偶而甚至會容許介紹抽離現實脈絡的西方「激進」社會文化理論。
很多傳媒同行，都以「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來預測未來新聞自由的可能命運。那麼，對有心的傳媒工作者而言，是否絕境呢？我們更需要歷史地看待今日以至明日的處境。今日世界各地享有新聞自由的地區，從來也不是天賜的，當地社會的奮力抗爭歷史，各種介紹、研究已如汗牛充棟，不在這裡贅述。反而，我們特別介紹社會學的祖師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其極少數評論新聞與社會關係的言論中，點出了作為一名優質新聞工作者的特質。一個自由的新聞環境固然理想，但如何在惡劣環境中，仍然將新聞工作作為一種畢生的志業，以「英雄倫理」的態度，在「平實的眼前工作」中，掌握住關係到人性尊嚴的一線希望，這種精神似乎在近百年後的澳門仍然適用。
德國學者韋伯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在去世前不久發表了兩篇最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演講，被譽為二十世紀思想的最重要文獻。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大約發表於1919年，當時的德國正處於一戰之後，納粹黨興起的前夕。韋伯在這篇演講中，分析了各類從事政治工作的人的處境，以及其可能的出路。 他將新聞工作者及政治評論員歸入群眾政治家的類別。
在簡短的篇幅中，韋伯指出了新聞工作者當時艱難的處境。包括：普遍社會地位不高，「新聞工作者彷彿屬於一個賤民階層，社會總是根據他們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來評價他們。」 另外，新聞工作者普遍處於「匱乏」的狀態，特別是沒有資產、而必須靠職業維生的新聞工作者的物質匱乏；每天或者每週都必須寫出文章來，以謀生活，造成了時間以至精神上的匱乏。社會聲望以及物質精神的匱乏，讓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者很難發展成為領袖型的政治家，發揮持續的影響力。
韋伯反而指出，所有近代國家中，新聞工作者的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小，而資本主義的報業大亨，卻取得了愈來愈大的政治影響力。 而大資本家所控制的媒體，主要是登「分類小廣告」的「 以低級出名的煽情大眾報刊」——通常都是政治上冷漠態度的典型培養者。韋伯特別指出，對以謀利為目的的資本家來說，獨立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好處，就在當年，廣告業務已經被大規模地用來對報業施加政治性的影響；而現在，似乎這個做法會繼續下去。他的預言到今天仍然有效。
對韋伯而言，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在每一方面來說，都是徹底的冒險，而身處的條件，又以一種在其他任何情境中都無法見到的方式，考驗著個人內在的良心。在新聞職業生涯中往往十分辛酸的經驗，可能還不是最糟的事。因此，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是十分可敬的。
在演辭中，韋伯多番將新聞工作者和學者比較，對照今日澳門的實況，也是別有意思的。「和學者比起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榮譽感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和學者比起來，非但不見遜色，反而要比學者來的高。」至於能力，「很多人不了解，在新聞工作上一件真正優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氣，絕對不下於任何學術上的成就所需者」。一位學者的生涯，雖然靠的是機運和僥倖，但是至少學者的身分，會使他受到一些堅固規範的約束，讓他不至於失足，一步步爬到高位。 但新聞工作者必須在審時度勢當下的緊迫時間內交卷，新誘u作者必須在顯然和學者完全不同的創作條件下立即見到效果，作出新聞判斷及追蹤。一時不慎，可能賠上長久累積的專業聲望。
在總結中，韋伯慨嘆新聞工作這條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絕對不能走這條路，特別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上才能維持心靈平衡的人。成功的新聞工作者，相應於外在的試探，而必須具備的內在力量，才是最難企及的。而值得吃驚的，就算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職業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堅強的人存在；這個事實，不是外人能輕易想像的。
僅以本文，獻給仍在新聞工作崗位上堅持下去的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