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2013年的小城，仍在爭論立法會大會到底應否有電視直播，（雖然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電視直播立法機關的討論已是不爭的安排，甚至已沿用多年），但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教授及系主任盧兆興則有此爭論以外的看法。曾旅居澳門多年的他，認為澳門人至今仍屬政治冷感的一群，即使有立法會電視直播，亦未必個個市民就會關注，不過他亦肯定，電視直播的意義在於，會更好地監察議員的工作，他們可能會加倍努力，但歸根究底，立法會是否真正監察到政府才是最重要。
回歸後錯誤決定，取消市政廳
回顧本澳施政架構，盧兆興認為政府忽略了地區特色，市民和議員距離很遠，很難接觸到議員，他質疑氹仔是否有需要分開南北選區？澳門區是否該分東南北區？議員應該更深入落區，讓人感覺民意代表距離他們不遠。
他直指回歸後廢除了市政廳，剩下立法會、行政會議的兩層架構，欠缺了草根諮詢層面，即使有民署為首的地區委員會，但這並不是民選出來的，盧兆興有感應該有部分諮詢委員是民選產生的，以代表不同地區的聲音，他舉例日後可能很多澳門人要住在橫琴，是否應該有橫琴的諮詢架構，市民的委員會，是否要民選產生還是委任產生？有意見要不要向珠海當局或澳門當局表達呢？
管治模式未有與時並進
小城出現一系列的問題，盧兆興歸咎於澳門政府以往一直認為政治改革只是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只是行政改革，完全將政治和行政分開處理，他認為其實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澳門現在人多了、挑戰多了，賭業亦逢勃了，所以整個管治模式要與時並進！再不能像以往澳葡時代那樣「見步行步」，這個策略不行了，長遠來說會有很多問題。
當局者迷
他形容「身在澳門的政治精英可能事務太多，以至當局者迷！」，官僚體制、公務員體制，在十多年快速發展期間，無法處理那麼多問題，管治、諮詢乃至選舉的模式，盧兆興表示，都需要一些新思維。
他比較澳葡時代的市政廳，相等於香港市政局，即前身的衛生局，殖民地時期負責處理鼠疫之類的問題。他憶述以往氹仔有市長，管街道衞生、圖書館等事務，基本權力跟香港市政局一樣，但回歸後澳門政府卻將市政廳「殺掉」，以民署轄下的諮詢委員會代替，但他亦指出，澳門不同香港，官方委員會應該要有民選的代表，澳門的選舉改革卻只集中在立法會、行政機構及行政長官，但對於草根階層的政治制度，卻缺乏政治創意。
管治思維不能排除民意
盧兆興相信，澳門現時的管治流於思維簡單化，他建議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參考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一書，書中提到，當一個地方發展得很逢勃的時候，一定要政治上制度化，將市民或社會的訴求吸納，如此的政治制度就會穩定。相反，若以為扼殺了整個制度，官僚體制就可以解決問題，其實是管治思維的錯誤，失去了一個代表市民的機構，又沒有其他機制去代替，壓力就全都落在立法機關上，問題是其他市民只會覺得，這個機關跟他們距離很遠，也不能影響到政府政策。他坦言，目前澳門管治的思維「仍然非常落後」。
要避免政治形勢兩極化 中介團體任重道遠
最後，對於澳門政治發展，盧兆興留意到有越趨兩極化的傾向，而兩者之間，偏偏缺乏了一個中介領導、中介團體將精闢的意見，在管治班子和市民之間，將距離縮窄。換言之，管治班子在政治改革中已有既定方案，當然想推行，但問題並非只有少數人反對；不過，中介團體包括民主派、媒體，乃至社會精英和領導層，嚴格來説都未能有效地帶領社會，將精英和群眾距離拉近。
「因為一個有效的政治制度，就是將這距離拉近，包括民意代表做得好、壓力團體做得好、政黨做得好，但在澳門，政黨是選舉才產生的，團體大部分是建制派或傳統社團，公民社會的制衡完全不足夠，所以澳門政府要改甚麼其實很容易，可惜中介機構不能有效地將政府和市民距離拉近，這是澳門由葡國管治時期至今一大弱點」。
希望在於孕育有識中產
盧兆興重申，這個死胡同要視乎澳門中產階級的發展，是否能夠將團體及知識份子孕育出來。他認為回歸後，中產階級是增加了，但很多都是十分疏離的，零碎的：有很親政府的，有很維護自己利益的，有很支持西方民主的，也有很滿足現狀的，可是對於政治來說，很多仍是「政治盲」！缺乏政治意見和創意，澳門很欠缺這方面的人，包括政治上的活躍份子不足夠，因此集思廣益的意見未夠推動社會。他寄望，只能隨著時間轉變，希望澳門中產在政治上的認知和管治感不斷提高，否則未來十年二十年，澳門仍有很多問題存在和面對。
第五屆立法會全體宣誓（新聞局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