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採訪過程中，記者經常會遇到突發事件，收到市民爆料、舉報、投訴，或觸碰到一些涉及罪案、政治黑幕等的敏感議題，但為何記者一般不應主動報案？
香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解釋，這是因為記者應秉持中立、客觀的專業角色，「若受訪者的一言一行，隨時會變成警方檢控的證據，那日後還會有誰對記者講真話？或者會令市民猜疑，記者是否代替執法者來找我套料？因此，新聞行業的其中一條重要守則：記者有責任保護消息來源，然後跟進報道、披露事件。記者的社會崗位是監察政府和社會，而不是檢控工具，這條界線應相當清晰！」從專業角度而言，記者沒有責任向廉署或警方報案，或提供刑事調查的資料，除非在一些極個別的特殊個案，例如：涉及人命傷亡的即時危險、涉及嚴重犯罪又無其他目擊證人底下，這時候記者才應挺身而出，但杜耀明重申這些情況都是「特例」，而非「常規」。
同樣地，廉署和警方絕不應隨便、動輒傳召記者錄取口供，要求傳媒機構交出採訪資料，這些都是侵犯新聞自由的大忌。記者並沒有偵查權，記者的責任是採訪、揭發和披露可疑的違法行為，及時向社會發佈資訊，讓政府和市民有所警惕，同時已是向執法部門提供線索。至於如何搜證、調查應由執法機構自行跟進，不應諉責於傳媒工作者。倘若需要記者協助調查，廉署或警方也須向法庭充份說明必要性：是否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在場的記者？這些資料對刑事調查是否有確切的必要性？
資深大律師飛文基也指出，目前澳門《出版法》明確規定傳媒工作者有「保護消息來源」的權利，倘若廉署或警方要求記者錄取口供或交出採訪資料，新聞機構和記者都有權拒絕。消息來源定義除了受訪者身份、訪談內容，還包括圖片、錄音、影片等資料，這些都是受保護範圍。倘若執法部門堅持新聞機構必須交出資料，也要透過法律程序、由法官下令，但傳媒工作者本身也有權提出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