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表「墓地門」勝利宣言的記者會上，敏姑解釋說，在那段被質疑是停職候查的悠長假期中，她其實是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回來之後，她覺得好舒服，也重拾了勇氣。
這番話，很難想像會出現在如此一個殺氣騰騰的晚上。然而，基督徒透過朝聖來建立與挽救自己道德威望的傳統，其實可以一路追溯到公元三世紀。千百年來有很多城市都因著這樣的需要而應運而生，而澳門，出人意表的，是其中之一。
朝聖．道德
朝聖在聖經中並無先例可援，但在中古時代，那異常艱苦和兇險的旅程等於是在重演基督背著十字架走上各各他山的苦路，不少歐洲朝聖者都會死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而成為殉道者。朝聖被視為最真誠、勇敢的懺悔－人們相信，在面對死亡之時，無人膽敢說謊。朝聖發揮著非常關鍵的社會功能：它反覆地向人們強調：有些道德價值是值得以身相殉的。
當然了，一旦沒在朝聖中一命嗚呼，凱旋歸來後的個人回報非常可觀。位高權重之士靠著朝聖豎立自己在社群中的道德威信，亡命之徒則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悔意，或洗脫自己的罪名，以祈重新融入社群。朝聖運動的狂熱在11到13世紀間達到高峰，十字軍東征是一場軍事性質的朝聖，以自己和異教徒的血來收復上帝的城市。
朝聖運動卻也在此後逐漸變質，原因既是通往聖地的道路變得安全，但也是因為教會的腐敗使社會不再相信它那些關於懺悔和受苦的道德教誨。朝聖的重心於是轉移到聖物之上，諸如十字架的木屑和聖彼得的靴子之類的聖物原本只是朝聖者帶回來證明自己苦難的信物，現在卻變成了人們為求在麈世自保，瘋狂搜集來趨吉避凶、防範瘟疫和惡魔的寶物。朝聖的道德意義漸被掏空，15世紀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就非常露骨地描繪出一段異常敗德的朝聖之旅。
1897 — A scene from The Canterbury Tales by Geoffrey Chaucer depicts travelers at the Tabard Inn in Southwark, London. — Image by © Fine Art Photographic Library/Corbis
上帝聖名之城
然而，踏入十六世紀，除著傳統朝聖的儀式化，新朝聖運動朝氣蓬勃地興起了── 目的地卻換成了遠東。舊聖城已經淪陷，傳教士卻冒著沒頂之災的風險，沿著艱苦的海路航向世界的盡頭，想要在彼岸傳播神的福音，建立一座又一座的新耶路撒冷，而澳門也正好是在此時踏上歷史舞台。最早記載澳門的文獻之一，費爾南．平托(Fernão Mendes) 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就被認為是一部朝聖意涵濃厚的作品。(1) 平托是位亡命之徒，希望透過吹噓他在遠東飄泊時的事跡，特別是他如何與聖方濟各．沙勿略 (San Francisco Javier) 共渡患難的經歷，來博得葡萄牙君王的獎賞。值得注意的是，平托放在強調自己的旅程有多艱辛的篇章，遠多於描述這趟旅程為葡萄牙帶來了多少的實際利益，過程的展示比結果重要──這正是朝聖運動與現代世界之間最大的差異。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有理由質疑我們一直被灌輸的，澳門生而為一座商人之城的史觀是否已反映全部史實，還是它只是我們這些迷信商業力量的現代人對過去的誹謗?當然，澳門城興起與葡萄牙貿易大有關連，但絕不應因此忽略它同時是一座傳教士與殉道者之城、一座「聖城」的事實。
忽略這重要事實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忘記了即使是在被視為環球貿易萌芽的十六世紀，赤裸裸地追逐財富仍被天主教文化視為一種罪惡，為財而死則幾乎是種受詛咒的死法。不幸地，像平托這類為了求財而遠赴重洋的亡命之徒，偏偏就十之八九都會死於航道上那無日無之的瘟疫、戰鬥和海難之中。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平托在《遠遊記》中宣稱自己曾借錢給聖方濟各．沙勿略蓋教堂，想要證明自己所賺的錢是用在貢獻傳播福音的偉大事業之上，以挽救他的名譽與永生。
澳門那些海商巨賈的想法顯然和平托很像，澳門城大量的資源－包括每年定額撥出的商業收益，和商人過世時的捐贈－都被用作傳教事業。在十九世紀之前，很少城市膽敢宣稱它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賺錢，相反地它必須把會隨塵世腐壞的錢財，轉化為天上不朽的精神財寶，才能夠嬴得名譽和救贖。這解釋了為何澳門會變成一個插滿教堂和修院的島嶼；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日本幕府因打壓天主教而在十七世紀禁止澳門賴以為生的對日貿易時，澳門城的教堂鐘聲會響徹雲霄，人群會湧上街頭流淚慶祝。這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為捍衛傳教事業而放棄貿易的決定，看成是一種殉道。事實上，他們的確求仁得仁，澳門再也沒有從這次貿易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
St.Paul College
蒙地卡羅
然而，這種澳門的古典精神──如果我能如此濫用詞彙的話，隨著澳門的衰退而逐漸崩解了。我們這一代有幸見證這種精神面貌的最後遺緒：還記得那些留著長長的白鬍鬚、穿著黑袍的白人老神父嗎？他們是最後的朝聖者，飄洋過海來到一個充滿戰爭、饑荒和無神論的國度。那些流亡、被迫害的故事，和他們那張滄桑但洋溢著溫暖笑意的臉孔，在九十年代仍然是澳門的道德保證。不過，那時候他們已如拜金主義汪洋上最後的幾座孤島了。關鍵性的轉變也許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發生，那時代的史家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 目擊這一切的發生：
一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商業中心墮落成了中國的蒙地卡羅，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澳門開始倚賴這種當時中國認為很污穢的稅收來源…唉，澳門值得被稱為聖城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時澳門最大的缺點不過是縱容中國官員的貪婪罷了。現在澳門卻犧牲了道德準則，靠著讓這些中式尋樂方式合法化才能獲得物質收入。這座從前尊貴的城市在墮落中捱著日子…(2)
如果說博彩業在十九世紀末被視為一種權宜之計的敗德，那麼在回歸之後它可說是一躍而成為澳門人的驕傲。只消抬頭望一眼那座豎立在市中心，閃爍著金光、張牙舞抓的賭場巨廈，就知道新時代已經降臨，財富再不需要任何倫理學的詮釋，經濟發展不再需要理由，或者該說，就如上帝一樣，它就是它所以存在的理由。
grand Lisboa
至於那快速萎縮的天主教社群，則成為熙來攘往的茫茫人海中，土生葡人和澳葡時代的華人菁英們最後的心靈避風港。然而，若他們還奢望信仰能為自己的道德作證，或更甚地嘗試以朝聖這古老的工具來重新嬴取社會的信任，那就是不切實際的期望了。信仰已失去了道德的註腳，成為了一種空洞的儀式、如已逝去時代留下的空殼。朝聖亦不再是因受苦而勝利的歷煉，它變成了一種聖經史地背景的戶外教學，和道德人格再無半點關係。
這種信仰儀式化的另一種證據，當然也可從我們對墓地的態度中找到。四百多年前，平托在提到沙勿略的死亡時，著重描述他臨終前充滿痛苦的時刻，而非他是否葬在一塊好墓地上。那時候的人們相信，是聖人之死使土地神聖，而不是反過來。埋葬沙勿略的那座荒蕪小島，從那時起成為不少信徒慕名而來的聖地。反觀今日，澳門幾座墳場都已被逼爆，卻仍按貧賤富貴被劃分成不同等級，人們於是彼此競爭墳位，甚至連教友亦樂此不疲，卻往往忽略了去問信仰中最重要的問題：這樣做，到底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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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這幾日，網上鋪天蓋地都是遊行的消息。有趣的是，比起遊行的訴求是否已經或可能達成，輿論更願意把焦點集中在遊行的過程：遊行人士被打、被捕卻仍然堅持抗爭的情節上。這和朝聖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兩者在古代也的確大有關連──它們都透過一種受苦過程的展示來強調道德的價值。這使我忍不住覺得，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也許正在這群滿身傷痕的朝聖者中蓄勢待發。
1.林寶娜(AnaPaulo Labofinho) 為金國平所譯的《遠遊記》撰寫引言時，亦曾提到這部著作的葡文名字暗示了朝聖的意涵。費爾南．平托在澳門譯為飛能便度。
2.徐薩斯，黃鴻釗等譯，《歷史上的澳門》，234-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