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微亮，隱約聽到藏族朋友們的起床聲，一小時後我才睡意漸消，鑽出帳篷，伸個懶腰。 七點多，太陽才剛爬上山頭，灑了一片金光在湖面 。大家早已吃完早餐，開始收拾行李，我自知起晚，塞了幾口糌粑後趕忙打包行李。沒等我把帳內的物品整理完，普哇傑和格爾托就過來拆帳篷，此時才發現這是最後一頂未打包的小帳篷。白帳篷已不見，帳布和帳杆已疊放整齊，勒旺和華爾袞加正在拆卸還熱著的鐵皮煙囪。八點，兩位藏族婦女趕著四頭已裝好鞍子的馱牛和兩匹馬過來。朱加拿出幾隻編織袋，將各類已打包好的物品放進去，包括我60升的登山包，再拿繩子將袋口紮緊。
馱牛比普通的犛牛體型更健壯高大，屬大力士級別，成年的公犛牛重量約在八九百斤。「輕了，以前的犛牛吃蟲草，有一千多斤重呢。」勒旺自豪又有些惋惜地說。如今蟲草是藏區牧民們重要收入來源，每年四五月，久治縣的小學為此還放蟲草假。德尕加說，他上小學的弟弟今年挖蟲草的收入有兩三萬。
馱牛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工作，穩穩地站著，任憑他人在它背上綁行李。犛牛負重兩三百百斤不再話下，但捆綁時一定要讓身體兩側的重量相當，否則容易激發它的叛逆情緒。有次搬家，有頭馱牛身上背了爐子，白帳篷的鐵杆子，還有圓形炒鍋，都是些不溫柔不規則的物品。除了兩側重量不平衡，還擱著難受，犛牛一改往日埋頭悶走習慣，左搖右晃，不時抬頭以期得到主人的關注。但普哇傑並未理會，手裏拿著尖石頭，偶爾會往亂竄的犛牛屁股上紮一下，犛牛們不敢怠慢，但每每遇到大石頭時它會過去蹭，以示抗議和不滿。炒鍋被蹭得凹凸不平，放不穩，有人拿石頭叮叮咚咚敲打一番，雖不能讓鍋光彩再現，但好歹能用。犛牛的行走速度不及馬，甚至比人走得還慢，但耐力很好，不停歇，走走停停的我們在路上會遇到折返的馱牛們。卸下重擔，此時的它們步履輕快，意氣風發，掩蓋不住歸途的喜悅，不用主人驅趕，似乎記得回家的路。
普哇傑牽著孫敏老師那匹馬的韁繩，犛牛的主人騎了另一匹馬，到達目的地之後再把犛牛趕回家。朱加、勒旺、格爾托、華爾袞加、我五人步行，邊走邊拍攝植物。2012年的植物調查，參與者大部分是當地的會員，也有孫敏老師、我、半個月後到達的李黎這樣的志願者或環保愛好者，前後共有14人參與調查。5月份開始，9月初結束，（歷時）4個月（草原植物的主要生長期）。 朱加是調查的總負責人，計畫是會員們共同討論制訂的，採用分區域調查的方法。調查範圍不以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年保玉則保護站邊界為准，而是以傳統上年保玉則神山四大門戶的邊界為依據，部分區域位於四川省阿壩縣。以各區域植物開花的大致順序制訂的行走線路，到一處紮營後停留約四到五天，上山拍攝調查，完畢後再轉移。無公路的地方，搬運工作主要由馱牛承擔。
共分兩個拍攝小組，分別由朱加、勒旺領攜。朱加喜歡觀察動物，是野生動物攝影師，勒旺則喜歡湖泊，長期監測冰川，擅長拍攝風景 。但對植物，兩位都是外行。普哇傑和格爾托都是白玉寺的僧人， 他倆的任務是製作和管理植物標本。 秀增是勒旺從小玩到大的夥伴，兩人的牧場也在一塊，可謂形影不離。德尕加也曾在白玉寺出家學習，已還俗。他是我見過最前衛的藏族，染成黃色的頭髮井然有序，加上俊俏的面孔，略顯單薄的身材，頗有幾分韓流範，喜歡自拍，變換不同表情和姿勢。協會裏有植物學背景的要算藏醫們，有本植物畫冊是調查聖經，是角也合醫生歷時三年多獨自拍攝完成的年保玉則植物，目的是為了協助紮西在學校開展的自然教育課程。角也合醫生也是當仁不讓的藏醫植物學家，最堅實的技術顧問。
夏季是草原最溫暖也是最忙碌的季節。犛牛需要早晚各擠一次奶，冬季只需5天或七天擠一次。擠的奶多了，製作酥油、乳酪的任務就重。夏季也是挖貝母的時節，蟲草和貝母是牧民們重要的收入來源。勒旺經常在外調查湖泊、監測冰川，妻子很支持他，將家裏的重活粗活都包了。此次長達4個月的植物拍攝，勒旺乾脆將妻子和犛牛一起送回岳父家。有一次他向我諮詢衝鋒衣，說要給妻子買一套，這樣夏天擠牛奶她就不用經常淋雨了。
一路慢行，會不自覺地低頭觀察，以期發現未拍攝的植物。遇見不常見的植物時，我問朱家拍過沒有。大部分時候他都自信地回答我，早就拍過了，在哪里拍的，有時還列舉相近的植物，或者還有哪幾種顏色。海拔略微上升，翻過一道坡之後又是開闊的草原。終於在一個山坡上發現了幾種未拍攝的植物，其中一種是虎耳草，細長的莖，上面有褐色的茸毛，朱加說，茸毛很粘，經常有小蟲子粘在上面，果真如此。黃色五個花瓣上有紅色的斑點，兩個子房，朱加又補充他們還發現有一個子房的、三個子房的。我每天跟這些天生的植物學家一塊，嚴謹得讓我慚愧。
開始拍攝，格爾托迅速過來，找了個較平坦的位置，拿出幾樣工具，將一個可伸縮的支架插在草地上後，再把細鐵絲做的杆子橫在支架上，用一個移動的環固定住。之後用他不離手的那根黑色的空心鐵棒將那株虎耳草小心翼翼地挖起，拍掉多餘的泥，將整株放在鐵絲杆子中間用環固定。這些我從未見過的工具都是自製的，勒旺也有一套，與這套不一樣。可固定花（包括花苞和花朵）、根、莖、葉，靈活性即可穩住近1米高彪悍的大黃，也能駕馭柔弱的小龍膽。
朱加在不停地調整植株的位置，朝向，撥撥葉子，捋捋根系。然後舉起配上200鏡頭的佳能7D相機，7D是媽媽買的。十多年來朱加一直在觀察監測動物，成立了協會後是秘書長，大小事務總是親歷親為，這位幾乎365天都不休息的無薪秘書長自然沒有什麼收入。媽媽已66歲，家裏還有離婚的妹妹，讀小學的外甥女河瑪措。妹妹儼然是家庭的主力，夏天常常不回家，整日在外挖貝母，一斤乾貝母的價格在1300—1500元之間。
朱加拍植物可以不借助三角架，穩穩地舉起5，6斤的相機。 他邊拍邊查看照片，直到拍到滿意的為止，放下相機，此時格爾托會取下整株植物，依次取下植物的花、葉子、根系，還有莖，固定在支架上供朱加拍攝。所有程式完成後，朱加會大聲說一句「好」。但格爾托的任務還未結束，拍攝後的植物已被肢解，他要挖掘另一株完整的植物再將它的「遺容」整理好，從背包裏拿出一本A4大小的書，攤開，謹慎地將植物放上去，儘量讓花朵、葉子等平整。每次格爾托都會將剩餘的植物，不論是否還有存活的可能性，連同土壤再放回原先的坑裏。有時他不小心挖出一叢植物，會面露難色，像是自己做了錯事。
拍攝一種植物至少需要半小時，甚至一個多小時。從整體到局部，極為細緻，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就差數一數莖上有多少個刺。除了我，沒有人學過植物，對植物的識別全憑感覺，但這種感覺極其精准，是長期生活在草原練就的敏銳觀察力。牧場上的放牧生活經常是枯燥的，沒事做的時候，牧民們習慣觀察周圍的動植物，雖不知道植物名字，但對性狀和習性瞭若指掌。
我的加入給團隊帶來了技術支援。無論我在哪個小組，朱加或勒旺都會問我，這種植物要不要拍，怎麼拍好。朱加總是認真耐心向我請教植物知識，科屬分類。用中文拼音記在本子上，爬山時經常反復默念，遺忘時就轉頭問我。與其說我教他植物分類，不如說我只是告訴他科屬的名稱，分類的知識早已紮根在他腦海。每完成一種植物拍攝，朱加經常對我說「謝謝」，讓我羞愧不已，我只是動動嘴，連背三腳架、挖植物標本這些舉手之勞的小事他們也儘量不讓我碰。藏族人總是對周圍的人和事充滿感激之情，放大每個人的友善，忘掉不愉快的瞬間，這也是他們總是樂觀開朗的源泉。
野外現場拍攝經常要克服下雨、下冰雹、颳風等情況。夏天是雨季，幾乎每天都有如期而至大雨的洗禮，經常格爾托和我充當「人牆」，抵禦四周的來風。在山上我時常擔心天黑前是否能返回營地？朱加時常提起「四桶速食麵」的故事，他跟普哇傑雖然都擁有犛牛般健壯抗寒性極強的身體，仍抵抗不住5月的寒風肆虐，野外拍攝沒成功，兩人也凍得夠嗆，下山後到公路邊的小賣部，各自吃了四桶速食麵，身體暖和了，仍未消除饑餓感。
我統計過，照片最多的一種植物拍攝了近百來張，最少的也在20張以上。我佩服我的藏族同仁，從5月到9月，已拍攝完成近500多種草原植物。幾乎沒休息過一天，偶爾回白玉補充食物，也是來去匆匆。好幾次車子剛到白玉鄉還未停穩，朱加已跳下車，那句「我回一下家」還懸在半空，不到半小時他就已出現在協會辦公室。去大草原一處廢棄的煤礦附近觀察是否新物種，翻過了幾道山梁，一夥人躺在山頂休息，山腳下是熟悉的西木措，湖邊是勒旺的夏季牧場，熟悉的白帳篷。沒有手機信號，無法通訊，只能遠遠地眺望。不知為何，當時我很想沖下山，雖然那不是我的家，沒有我的親人，但我能嗅到思念的氣息。
我的藏族同胞從沒有厭倦這種重複工作。有次，我隨勒旺和秀增去拍攝阿爾加措湖邊的柏樹，年保能生長柏樹是一件神奇的事，且只有阿爾加措湖邊的山上才有，來回四五個小時的路程。找到柏樹後，開始淅淅瀝瀝地下雨，天色漸暗，於是折了兩種柏的樹枝帶回預備明早拍攝，當我們仨興高采烈終於在天黑前趕回借宿的牧民家，出發時，她反復提醒，我們不可能在天黑前回來。還沒進帳篷慶祝，遇到勒旺的朋友，聊了幾句，我察覺勒旺的表情由晴轉多雲，大事不妙，他朋友告知說，山上有三種柏樹，而我們只發現了兩種。又是一個五小時，第二天一早在朋友的陪同下勒旺和秀增再次前往阿爾加措，實事證明確實只有兩種，只是生長姿態的不同。
從學術的角度，我們以拍攝為主的調查方法並不科學。 中科院西北生物所的退休植物專家吳玉虎教授強調，鑒定植物種類，照片不能作為依據，標本才是唯一的標準和憑證。尤其是外表差距細微的禾本科植物，鑒定時往往需要借助顯微鏡，子房的位置，胚珠的數量都對分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一種植物需要採集不同環境下的標本，觀察紀錄其形狀差異。按吳教授的標準，協會的標本都是不合格的，沒有記錄採集地點、時間、海拔等資訊。牆上貼著一張植物鑒定的收費標準，已是十年前的價格，教授說如今價格已翻了幾番，且很少有專家願意或能做鑒定的工作。當我問及二十年前出版的《青海植物志》是否有更新或再版時，教授搖頭說，能編著植物志的老一輩專家差不多都已退休或作古，晚輩們不具備深厚的功底和野外經驗。
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僅次於羌塘，是全國第二大自然保護區，共有18個不相連的保護站，年保玉則是其中之一。而協會就順理成章承擔了保護任務，沒有編制地駐守著空殼保護站。協會是18個保護社區裏第一個行動做生物多樣性的本底調查，但仍處於學術和管理的體制外。當我還未植物標本發愁時，紮西堪布消除了我的困惑。他很鄭重的說：「吳教授的話很有啟發。但是，年木，我們無法製作那麼多標本，也不具備保存條件。所以還是以拍照為主，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目的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