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頭的喇嘛就是朱加,其他幾個也都是協會成員,本以為這只是尋常的匆匆一瞥,卻因此結下不解之緣。幾分鐘後,有人追上來,告知離公路還有15公里左右,建議搭他們的車出去。原來是年保玉則生態保護協會在此舉辦第二屆鄉村電影節,活動剛剛結束。雲南作家孫敏老師簡單地介紹了協會的工作,自發監測冰川和瀕危野生動物,拍紀錄片,舉辦電影節等,卻聽得小波和我熱血沸騰。感歎在這偏遠的牧區竟有一群如此無私而又深謀遠慮的當地人,對他們產生了崇敬感的同時也伴隨著強烈的好奇心。為何在經濟並不發達自然環境仍保持較為原始狀態的藏區草原,當地人要成立環保協會,並做了那麼多的前沿觀測?恰巧協會接下來要開展年保玉則的植物調查,“植物調查”不是科研機構,大學教授們做的事嗎?
我,一個從沒有離開過學校的人,再次被征服,更加覺得他們做的事了不起,從畢業到工作,棲居高校已有十年多,深知多少科研專案都是迫於職稱、學校的壓力,好不容易申請的項目究竟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去完成也是未知數,似乎只有少數人看得懂,佈滿數學模型的“高深”論文才能顯示科研的豐碩成果和創新性,成果的意義和應用何在?與神聖的科學相比,經常是潛規則占了上風。
我的心底也隨即生長出了責任感,我也要留下來,相信我的專業知識對他們有所幫助。朱加表示熱烈歡迎,表示我即刻留下不必再出草原。但我必須回一趟縣城,存了一些物品在旅店,四天的雨中徒步讓我急切盼望洗熱水澡。而此後在山上生活,我居然做到了近一月不洗澡。後來朱加告訴我,當時他們並不相信我會再回到俄木措,也許只是一時興起隨口說說,因為在他們的接觸中,漢族人並不像藏族人那樣信守承諾,心口一致。
在久治休整了一天半,心裏充滿了忐忑,甚至有些神情恍惚、飄渺,跟朱加短信聯繫過一次,才確信我確實遇到了一個“組織”。當時的決定會不會是一時的衝動?第一次見面只有短短二十多分鐘,我並不完全瞭解他們。另外在山上會不會有危險?我能適應山上的生活嗎……疑慮一個個冒出來,我卻沒有答案。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孫敏老師那句話:“在山上,他們會用生命保護你。”雖然猶豫但始終沒有反悔退縮,像冥冥之中有指引,多次前往藏區,但始終沒有在一個地方停留,真正去瞭解藏族人,也許是個好機會。我也好奇是什麼動因讓一個藏族當地的生態環保組織會要進行植物調查?而一群沒有受過專業教育的藏族同胞又如何開展工作?礦產的守護神年保玉則又隱藏著多少鮮為人知的秘境?小波提前一天離開,去了阿壩。只剩我一人,突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惆悵和落寞,晚上一個人住三人間居然因害怕而輾轉難以入眠。
我確實回俄木措了,充滿了坎坷和戲劇性,一度我以為將與他們失之交臂。7月26日,天未亮,四周一片寂靜,習慣半夜在街上狂吠追逐的流浪狗們此時也歇息了吧。我正在二樓臨街的小旅館不緊不慢地收拾東西,想著旅店老闆告訴我的發車時間是否正確。突然聽到發動機的聲音,寂靜的街道,車子啟動的聲音是如此清晰可辯,似乎整個縣城都能聽到,是我坐的客車提前發車了。於是一股腦的將東西塞進背包就奔下樓,剛好趕上客車。此時草原上充滿了霧氣,似乎秋天已來臨。漸漸地體會到草原的夏季是多麼的短暫和珍貴,5月前後雪才開始消融,6月初草原泛綠。7,8月的草原是感動的,隨處可見生命的奇跡,花兒們必須抓住最暖和的季節完成開花、結果,並在降雪前把孩子們送走,8月底,草便會開始枯黃。九個月的等待,只為一季的絢爛,毫無保留的綻放,如此精彩,如此動人。
原計劃是到白玉鄉找到扎西堪布,然後去協會辦公室瞭解目前的調查情況,不料扎西手機關機,他是我在白玉唯一能找到的人。當時有種不祥的預感,害怕找不到協會,會不會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協會沒把我參與調查的事當真。唯一的辦法是獨自前往俄木措,先返回隆格寺路口,我試著攔了一輛大貨車,司機往前開了一小段,停下來示意讓我上車。貨車太高,背著沉重的登山包爬不上,在司機的幫助下終於上車,年輕的司機眉清目秀,沒有黝黑的皮膚,也沒有金牙,是藏族人。也許很多人跟我一樣,會不自覺地將藏族男子的形象定格在: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纏紅繩的髮辮,腰間掛藏刀,嘴裏鑲金牙。其實這種形象是典型的康巴漢子,而久治屬安多藏區,不少藏族男子如江南或嶺南人,無論身材和面容都長得很秀氣,司機來自西寧,運貨至久治縣城,一路交談非常愉快,他去過很多地方,包括東部,吃過海鮮(藏族人一般不吃河鮮和海鮮),他說對藏傳佛教的信仰不變,但也接受一些新鮮事物,不像老一輩們將此生都投入信仰。
行至路口,告別司機繼續前行,接下來是深入草原的土路,步行需3到4個小時。有幾個穿紅色僧袍的孩子,約10歲左右,其中一個跨在摩托車上,其餘兩個則追著車跑,當城裏的同齡人在玩遙控汽車飛機,航模時,草原上的孩子就貨真價實地騎上了摩托車。無憂無慮的玩耍、爽朗的笑容、清澈的雙眸,我無法用言語來準確形容藏區孩子,但能真真切切體會到那種發自內心的歡樂和久違的純真。那種感覺在衣衫破舊,飽經風霜,滿臉皺紋,甚至一無所有但內心無比寧靜而堅定的信徒們臉上同樣能看到,在我眼裏,他們都是富人,有雄厚的心靈財富。而此時我卻是一個內心充滿了膽怯和疑慮赤裸裸的精神窮人 。小喇嘛們熱情地與我打招呼,問我去哪里,得知我去俄木措後,不好意思地說,俄木措太遠了,他們不去那裏,不然可以送我過去。我謝過他們的好意,10歲的孩子就有一顆助人為樂的心。
幾分鐘後,看到河邊有個中年喇嘛,旁邊是一輛嶄新的銀白色現代伊蘭特。他招手示意我過去,心存疑慮,但還是走過去,同樣問我的去向。他說,他只是來河邊洗車,俄木措太遠,路不好,不然送我過去。我告別喇嘛繼續前行,不久聽到拖拉機“突突”聲,於是招手,師傅只去不遠處拉土,問要不要搭我一段,猶豫了一下,還是坐吧。跳上車,幾分鐘後就應驗了司機的話,“不遠處”近在眼前,從我上車地點計算,應該不超過300米,有些意外的同時在心底感謝這位耐心的大哥。
不久,有車子過來,我下意識的靠邊站,車停了,居然是剛才洗車的喇嘛。開車門讓我上車,堅持要送我一程。喇嘛為愛車做了精心的裝飾,太陽能的小轉經筒,後視鏡上掛著班禪活佛們的照片,坐墊、地墊等都是全新,一塵不染,喇嘛對車子的愛惜程度可見一斑。他的駕駛技術還不那麼嫺熟,車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顛簸前行。我們聊著天,像是老朋友,關於我來此地的目的,協會等,與其說是語言交流,不如說靠默契感應,揣測對方的意思。我在想,在我離開後,好心的喇嘛是否經歷了一場思想鬥爭?剛才沒幫到我是否讓他心存愧疚,有違佛教“利他”的觀念?所以仍“冒險”開車過來送我一程?通常藏族人不會考慮得那麼複雜,也許理由僅僅是認為我需要他的幫助。
車行幾公里後,眼前的路變得越來越差,喇嘛說前面的路太差了,只能送我到此。下車,背上我的家當,揮手目送他離去,感謝他的熱心幫助。在寺廟完成學習後的喇嘛,參加寺廟的法會和念經活動,有維持日常生活的補助,但若要買手機或轎車,則多半需要家裏的支援。
我還站在原地,不料遇到騎摩托車從白玉歸來的久加,就像看到親人一般。趕緊將在縣城洗的他們夫妻倆照片給他,久加一如往常地把照片塞進那件無所不包的藏袍。一路上久加幾乎會在每頂黑帳篷前短暫停留,主人們會熱情地迎來上,如格薩爾王歸來一般。聽不懂藏語,從表情上判斷大家是對我這個背著半人高的包,隻身一人來到草原的漢族女孩感興趣。最後大家會注視著我,邊笑邊不停的點頭,似乎明白我此行的目的,表示讚賞和歡迎。而我也不停地微笑點頭,在語言不通時,微笑是最好的語言,有時能勝過千言萬語。
終於不用換車了,久加把我帶回俄木措。快接近牧場時,我急切地尋找協會的帳篷,朱加告訴我,他們會在河邊停留4、5天,我回到這就能找到協會。但是很不幸,都到久加家了,還是未見協會的帳篷。
“他們是不是搬走了?我要去哪里找他們?”“難道之前的預感應驗了?”當時心灰意冷,比淋了冰雹還涼。“找不到他們我該怎麼辦?”“老天是否跟我開了個玩笑?”一連串的問題浮現在我腦海。到久加家,放下背包,鎮靜了一會兒。打算出去找附近的牧民問問,看他們搬去了哪里。如果實在找不到協會,就先住久加家裏,再做其他打算。
但奇跡出現了,跨過一條水溝後,我看到了河邊的那群帳篷,沒錯,是協會的。當時有一種無法抑制的驚喜,就像大海中的漂蕩的扁舟突然看到了大陸。協會的營地在地勢較低的河邊,當久加的摩托車從另一邊經過時剛好被一個草坡遮住看不見。營地有5,6頂小帳篷,只有華爾袞加在,朱加、勒旺等人在對面的山上,發現營地多了一頂白帳篷,便知我沒食言,是個守信用的漢族。
大貨車,拖拉機,轎車和摩托車,15公里不短也不長,每個路遇的人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這條早已不是參差不齊的土路,就像路旁靛藍的微孔草花海那樣溫暖純淨,在我心裏不斷延伸,抵達心靈的彼岸。遠離人煙,遠離現代文明,久加就是我哥哥,協會成了我家,會員們都是我親人。如今城市的道路越來越寬敞,出行方式越來越多樣化,車速也越來越快,每天在路上偶遇很多人,是否有停下來留意過周圍的人?有無考慮過他們是否需要幫助?當公車讓座成為一種奢侈,當摔倒成為一種欺騙,當走路拽包成為一種習慣,我們早已失去了安全感;看似繁華的都市,琳琅滿目的櫥窗,人潮擁擠的街道,卻是冰涼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