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家吃午飯時，無綫新聞報道香港家長「反洗腦」大遊行。平時很少吃飯時發言的爺爺你隨口說：「不用說成是洗腦吧？哪有那麼容易洗腦？」家姐接著附和你說：「就是嘛！當香港人是儍的嗎？那些人日吵夜吵，樣樣都反對一餐，真煩！」我飯餸在口，呑不下，說不出。我就是那些人。
「話不能這樣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不能隨意讓政府加入我們知道是錯誤的東西。比如說 … …」語未畢，嫲嫲你就把我和諧掉了：「誰要湯？還有一點菜，誰要就快點 … … 近來的牛肉真貴 … …」當我嘗試提高聲線反和諧時，大家便作鳥獸散，留下的只是面前的剩菜。
家裏的茶餘飯後談話內容從來都像無綫劇集主題一樣，是「去政治」的。只有古裝劇、愛情劇、家族和商場的勾心鬥角，當前政治議題從不存在於我們的想象空間和私人領域。
所以唯有寫公開信給你們。
我想說的是，比如話日本的有問題教科書，把南京大屠殺淡化甚或置若罔聞，我們誰不感到震怒，譴責日本人「篡改歷史」？運用爺爺你或是你從東方澳日順手拿來的流行語，我們可以說：「幹嗎說成是篡改？哪有那麼容易篡改歷史？歷史是可以篡改的嗎？不要以為日本人是儍瓜。」
我們要求日本人將二戰罪行放在其國民教育的第一位，是因為我們知道，只有當一個民族知錯，它才能悔改；只有堅持記念受害者，時刻警惕自己，這個民族才不會重蹈覆轍，才有真正的新生。
你可能會問：「日本仔」的問題與我們的國民教育何干？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國」，即在一九四九年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政權，對於過去六十多年以來犯下的罪行，從不認罪。即使一九八一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亦只是在自我歌功頌德的基調上對「前朝」（即毛澤東年代）作批判。你們生於建國前後，你們應該比我們更清楚五十年代的反右、大躍進，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改革開放」後的滅胎政策，八九六四解放軍屠城等從未間斷過的國罪。六四時我只得十歲，談不上親身經歷；但即使我不太關心時事，自我懂事以來，我親耳所聞的，關於異見人士和其他弱勢社群，包括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所受的迫害，已令我的記憶超負荷。我記得第一次感受到身為「中國人」的重負時，是閱讀廖亦武的《中國上訪村》一書。令我震撼的不只是受害者的悲慘，而是一個事實：我手上的不是一本書，而是求救字條 － 在長城縫隙中偷偷「攝」出來的求救字條。我們站在城牆的外面，風和日麗歌舞昇平，一桶一桶金由城內官商運到我們的賭場。你們曾教我：做人要飲水思源。因此，我不禁自問：金從何來？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令求救者受害的政體亦是令我得益的政體。
你們反問：那一個國家沒有問題？執政黨亦不是沒有功勞的！我的回答：他國人錯而不能改，就讓他們自食其果吧！我國的錯是我們的，不要再遺禍後人了。也許我們也有幫助他國人治療國病的機會，但卻絕對不能以此為反對尋求自身療救的藉口。至於平衡功過的問題，只有受害者和仲裁者才有權作這樣的判斷，我們旁觀的只有作見證和支持受害人尋求正義的責任。
但是你想的對：把問題全歸咎於執政者，亦不符事實。親手建造豆腐渣工程的不是平民百姓嗎？參與製作黑心食品的不亦是普通人？正正就是這個原因，我們更不應引入以增強自我感覺良好為目標的國民教育，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加害者。這樣的反思國民責任的教育應在不同的學科，如文史哲和宗教倫理，透過其獨有的求真標準和方法，予以審視和辯論，而不是獨立成「國教科」，以壞的工具來修壞的機器。
王陽明要求我們知行合一，我們不能要求鄰國做我們所知的而不要學我們所做的，或是要求我們的兒女、即你們的孫仔孫女口頭上要「愛國」，因為可以在國教科拿A，但切忌太認真，因為你和我都知道，在「維護國家安全法」下，任何人嘗試真正愛國、即愛人，都隨時可能成為「國家敵人」。
我們不是不知足、不是忘本、更不是愛亂。我們只是知道，即使我們這兩代人如何在家避談政治，亦無改下一代涉及政治的可能。趙連海不是志願投身搞政治的、釘子戶亦不是在買房子時便已知道會踏上上訪的不歸路。
回歸前的國難我們能夠大致上倖免，不是因為你和我或澳門人「有本事」，而是殖民地的身份諷刺地成為了我們的防火牆。從事教育的我相信，在同樣的教育和社會環境下，我們亦可以同樣瘋狂。我和你們一樣都不希望「不幸」地成為「天安門母親」（或是「祐漢公園父親」）。但我更害怕成為加害者的父親，那管她是在中南海的策劃者或是在天安門的執行者，那管它是新文革或是東京大屠殺。特別是當我作為父親還有能力反抗有毒教育的時候。
倘若將來你們的孫塞問我：你們那代人在那些年做了些甚麼？我希望我的答案不會是：除了搵食，甚麼也沒有做。所以我上街反對廿三條立法。所以我執筆反對國民教育。
你們孫女的父親
鍾子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