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年前，那場由京城發起而隨之席捲全國包括還是殖民地港澳的愛國民主運動，不但對內地政治，且對港澳的過渡期的北京政策走向及民心問題以至回歸後的政治社會生態，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亦在這個有特別年代，當年是年青記者到今天已是公務員的恩祖（化名），對身處澳門這二十三年演變，有著這樣的感覺和分析
恩祖說，作為曾經走在前線採訪一場澳門市民曾經浩浩蕩蕩地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與全球華人一同聲援北京學運。廿三年後再走到新馬路口，當日採訪澳門大學生靜坐絕食的地方，竟日出現的是市民紛紛湧至聲援的景象。今天卻是中銀百年鈔販子炒賣的聚集點，有的是為高價放鈔而來的市民，不無唏噓。
回望過去，恩祖認為，不能否定這場運動對澳門的積極意義和作用。特別是在八九年接下參與採訪澳門政治新聞的幾年間，「更深刻體會六‧四事件後緊接的起草基本法過程中，為重建澳門人對回歸的信心，北京著意地營造了較開放的氛圍，讓社會大眾能以民主的理念深層次地檢視澳門的人權與法治保障，以至政治體制的發展。縱使基本法更大程度地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形成，但過程中更多的是在社會上出現不同意見的表達和交流，傳媒亦為不同意見的正面互動提供了空間，相對地較能體現民主參與的精神，而不是今天看到的一片合唱團式唱和意見。」因此，六‧四事件從某角度來看，可謂給予澳門一個較好的時機起草基本法。而在過渡期的民主發展進程上，特別是選舉政治方面，其積極意義是給民主派奠下了較深廣的民眾基礎，同時亦為建制派的革新提供了動力。
「從個人層面看，六‧四事件讓在那些年成長的一代深切體會了與國家民族一脈相連的關係，上了一課真實的愛國教育，喚起了那些年的年青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以及一批那些年的年青人對平反六‧四事件的執著。」恩祖表示，近年亦逐漸體會到一些八十後或九十後為何對六‧四事件缺少了一份執著，因為不同年代的人是從不同的認知來看這次事件。不管他們的認知是「錯了要認」或「學生在搞事」，對於下一代，總是不希望強加自己的認知給他們。每當他們對六‧四事件懷有好奇的時候，今天作為父母親角色的他，「目下看到的大環境有著太多洗腦式教育機會，更多的會是提醒他們要以自己的良心來看，多聽不同的觀點，嘗試用批判角度想想所看所聽，唯一強加給他們的是將來還有疑問的話，記著看看《趙紫陽回憶錄》！」
恩祖指，面對中銀百年紀念可能更重於六‧四事件廿三周年紀念的「和諧」和「繁榮」局面，在六‧四事件廿三周年之際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更讓人關顧的是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的理念，大家如何向以澳門為家的下一代傳承？」作為曾是傳媒一份子，深明傳媒給下一代建立批判思維的重要性，恩祖總希望澳門傳媒緊守專業崗位，為新聞多做點平衡報道和少炮製點強勢輿論，給下一代更多思考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