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在二０一０年一月九至十日，台南成功大學舉辦的二０一０年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上發表
第三世界殖民統治的結束，往往伴隨著被殖民者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強烈渴望。在澳門，這樣的渴望就表現在剛剛上任的特區政府所推行的賭權開放政策上。特區政府將賭權開放建構成是將澳門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並搖身一變為國際大都會的「轉型機遇」。長期以來博彩業一直是澳門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由於整個公共資源長期向賭博業傾斜、加上政府對賭場利益分配問題所導致社會治安惡化束手無策，賭博文化終未能獲得市民的認可。民衆對於回歸産生高度期盼，也使得新政府致力於博彩市場的結構性調整的舉措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同。
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抓住澳門居民想當家作主與盼望建設「新澳門」的心理，把澳門推向世界市場。前特首何厚鏵一再強調創造條件吸引投資、並「注意如何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周邊地區的發展中使自己獲益」。作為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的考量，開放賭權從回歸後一開始就被納入一種可行的選擇。為了進入國際市場，特區政府與跨國資本聯合塑造的、帶有強烈新自由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色彩的發展策略則顯得深入而具體。為了配合澳門博彩業的急速發展，政府在社會輿論上有意識地迎合跨國博彩公司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主要表現在政府有意識地將博彩蓄積資本的方式合理化與合法化，形式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成為市場行為和價值評估的主要準則。社會的財富分配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以合法化的博彩為核心。在這個政府與博彩企業共謀的權力結構中，為跨國賭業集團提供盡可能多的優惠政策，以改革的名義對賭業集團放權讓利。不僅如此，特區政府也默許博彩企業無限制地向社會各個領域和空間擴張。
外資的流入被看成是幫助澳門「與國際接軌」，使之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娛樂博彩中心。美資賭場的形象和地位明顯高於傳統賭場，美式的經營模式被看成是「現代化」、「先進」的典範。現代博彩業鼓吹休閑消費主義，傳遞的是投機主義、佔有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媒體、廣告、公關公司和官員合力推廣一套融合了追求財富的渴望、強調消費者自主性和享樂主義的景觀和語言，有關拉斯維加斯富翁成長經歷和成功故事的美化報導有效地將結構性問題簡化為個人聰明才智的區別、從而掩蓋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相較於過去葡京壟斷時代給人的「罪惡之城」、「豪賭」的負面形象，強調娛樂休閒、度假觀光正面形象的美資賭場進入澳門之後，確實讓年輕人對賭博業產生相當正面的觀感和吸引力。老一輩的傳統道德觀難以抵擋年輕一代所熱烈擁抱的佔有式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後者構成了使新自由主義順暢運作的必要元素。年青一代的自我認同的建構與自我解放的願望和官方與國際資本共同打造的絢麗的博彩景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自由」作為新的支配形式
福柯在其《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區分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主體建構上的不同。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建構更多的強調的是主體「自我管制」（self-governmentality）和自我規訓。國家政府積極保護市場競爭的條件，個體被建構成「人力資本」，主體的建構邏輯傾向於培養個體的溝通能力和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資本不再僅止於剝削勞動力，而是通過創造和溝通的能力來穿透社會關係，主體的建構是自我技術的産物。這種新的管制方式從工厰的集中化規訓變成分散的、彈性的、開放的控制，強調個人自由、風險、權力、責任、角色的新的接合，個人被建構為要主動承擔就學、就業、選擇和責任的各種風險，並努力開發自己的潛力。
這種新的管制技術代表著新形式的權力和主體接合，擴展了經濟理性的範疇，將競爭意識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個體被形塑為為自己的行為和選擇負責，並將所有可能的風險和後果「自然化」為實現個人自由必要的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原本屬於政府和國家的領域被「個體化」，交由個人自我負責，即問題的解決方式落在發展個人的倫理方面。個體需要表現得理性、積極、能夠自由選擇、自我管理、自我創造、自我約束，同時自由選擇的權力和自主性成為建構主體的核心。個體有義務通過自己的選擇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在這種新的『自我觀照』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瞭若指掌，將自己的人力資本發揮到最大的限度」。
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將主體的潛能、傳播溝通能力、思考創造能力、感受能力轉化為生産力的新的階段，主體的建構不僅僅是由國家和經濟決定的，而是個體的自我管制，是個體將規訓與常規化內化為自我的一種表現。結合到澳門的語境來理解，政府和企業所強力推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是沒有效果，個體的「自我管理」的技術很明顯的表現在對於政府和博彩企業所共同描繪的博彩事業的承認、認同與投入上。就荷官這項特殊的工作而言，其角色功能如同整個賭場機器的一個環節，其工作性質屬於非物質性或所謂情感的勞動，勞動過程所生產的不是具體的貨品，而是一套人際服務以及客戶關係的維繫，主要職責是發牌。他們每天經手大筆的金額，擔負極大的風險。荷官的訓練內容完全是根據賭場內不同的玩法來設計的，內容包括派牌技巧、賠率計算技巧、手勢以及應對賭客的技巧，並且要熟悉各種賭博玩法。要成為一名荷官，在接受三個月的密集訓練後，便可上賭桌發牌，這類工作容易被取代。除了發牌技巧外，課程還包括了客戶服務技巧、人際溝通能力等。
澳門政府和博彩企業為了讓荷官的職業更具有誘惑力，以吸引更多的勞動力「自覺自願」地加入，在政策上提供一系列的激勵措施以使得博彩業具備其他行業所不具備的優勢和優惠。這些措施包括偏低的入職年齡下限、遠高於其他的行業的薪水，以及只能聘用本地人做荷官。荷官的技能訓練與傳統社群脫離，轉而由企業的代理人所提供．為的是滿足眾多的年輕人能夠「自覺自願」的投身到博彩的行業（更主要的是為了向博彩企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
這使那些年齡小、學歷低、薪水不高的人對於荷官的職業趨之若鶩，甚至在賭權開放後的兩三年內，警員、白領職工，以至在校大中學生紛紛轉行。在博彩業擴張最劇烈的時期，學生有書不讀等派牌的現象比比皆是，成為媒體相繼關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荷官所呈現出來的自由選擇、自我管理的自主性從一開始就是政府與博彩企業共謀關係的結果，是兩者所共同建構和營造的服務於新的權力結構關係的産物。荷官的身體被新的權力關係從過去的家庭和學校中解放出來，根據新的博彩市場的需要而專殊化，而這一切都是通過賦予個人自主性的方式（如自由擇業、滿足經濟的自我利益等）來對個體進行支配。
形式的自由實為風險的轉嫁
消費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種徵候，即個體被建構成是消費的動物以適應通過刺激消費來快速積纍資本的運作邏輯。而在晚期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這種主體建構模式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灌輸，而已經是一套非常有效的社會關係的實踐和社會真實狀態。當被問到在「什麼時候自己最放鬆」，或者「怎樣才覺得自己活得才是真正的自己」 這類的問題時，絕大多數人回答的是「購物消費」、「和朋友吃飯唱K」，也有人認為是吸毒和賭博。
在這裏，建立在釋放自己、滿足自己的基礎上的消費成了荷官們自我實現、自我創造、自我選擇，或如福柯所說的「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的另一種最直接的體現。對於很多荷官來說，消費和購物是一種不知不覺又必不可少的自我表現，往往通過對於物品的選擇和佔有來證明、展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這也正如包曼對歐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化過程所做的觀察一樣，置身於被商品籠罩的個體，「其對於消費的依賴──這一共通的對於購物的依賴的特質──是所有個體展現自由的必要條件，尤其是體現個體差異的自由，展現認同的必要條件。」借用齊澤克的說法，這種建立在對於消費社會所提供的商品的選擇之上的自由只不過是「形式的自由」，必須和能夠超越現狀、改變既有秩序和遊戲規則的真正主體自由有所區分。在一個壓抑對實質自由追求的氛圍中，個體對於消費這種展示自由的方式也産生一種幻覺式的依賴。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消費的重點已經不是消費這種行為本身，而是慾望的展示，消費的行為來自於要不斷地滿足新的自我實現的慾望。可是，把慾望看成是自由和自主性，或是通過佔有商品來實現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的動力，並不是沒有問題的。這主要是因為在實際的生活實踐中，很難區分自我實現、自我滿足與自我放縱之間的慾望的差別。在我們所接觸到的荷官中，大概有一成不同程度地接觸過毒品，大多是由於工作壓力太大，有的表示只是想尋找刺激。結合澳門的語境來看，這樣的尋求刺激和自我縱慾與新自由主義所宣傳的個人要努力承擔風險、接受不確定性的意識形態是分不開的，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主體的建構中，對於社會風險的承擔被合理化，並被簡單而巧妙地嫁接到的尋求刺激的嘗試中。如同對吸毒採取一種無所謂的去道德化的態度，很多荷官也坦言自己賭博。
對於荷官所代表的偏差行為，官方和主流論述往往把之界定成是荷官自身的定力不足所致，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將社會風險轉嫁到個體的策略的直接體現。從論述建構的過程來看，賭博不再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被建構成關於病理學的問題，這樣的「賭博範式將過度博彩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變成了個人問題，並使之去政治化。這種論述很巧妙地改變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政府鼓勵博彩業的發展，然而將博彩産生的社會風險簡單地歸結為是由於個體的「自製能力不足」，或者「風險意識不強」而導致的。可以說個體的自我管理佔據了賭博資本主義這樣的風險社會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