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門徒︰過度發展本身就是一種貪婪

特首崔世安日前承諾「三法」生效前氹仔北區不會有任何建築物獲審批,南灣CD區項目亦不會出台,這似乎稍為緩和市民對於氹北規劃「偷步上馬」的不滿以及對南灣湖CD區的擔憂。然而,仍有不少市民及團體要求政府撤回氹仔北區規劃。近些年來,澳門社會有越來越多的自發團體,透過社會行動向政府表達市民的意見,從而影響政府的決策。

去年成立的網上組織公民門徒,由本澳一群基督徒組成,以行公義,好憐憫,關注社會不公與弱勢社群的精神,推動信徒參與社會。公民門徒代表黃嘉儀說︰「從信仰群體的立場來說,我們有責任及義務對一些不對的事情,例如資源過度運用,人類身份過度膨脹,以及其他不公義的事情,我們責無旁貸需要反思,我們亦是當中犯錯的人,因為我們不發聲,或者不知道有問題。近些年來,我們覺得需要學習更多這部分,更深入地去了解。」

公民門徒代表黃嘉儀

公民門徒代表黃嘉儀

要求撤回氹北規劃

崔世安雖然承諾了不會在3月1日《城規法》,《文遺法》以及新《土地法》生效前審批任何建築物,然而對於有市民及團體要求撤回方案的訴求仍有一定距離,前日(27日)新澳門學社開始一連三日收集市民簽名,以及團體聯署,要求政府撤回氹北規劃,按3月1日生效的三大法的法定程序咨詢市民意見。公民門徒亦有參與聯署,黃嘉儀對該規劃當中的很有問題仍有疑慮,例如偷步問題,有否咨詢市民意見,又或者該方案是否真的如政府所說的那樣完善?她說︰「如果真喺咁好,無需急於推出,撤回的話,對於市民大眾各方面都有好處,撤回方案再重新包裝推出,可能市民會認為政府真正有聽到市民意見,那有什麼不好呢?」

過度發展本身就是一種貪婪

黃嘉儀承認教會在整體上比較重視教會內部的心靈關顧,而忽略了關注土地的合理使用。她認為,其他地區的存在的不公義情況也像澳門一樣,同樣牽涉到土地問題,「因為土地是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資源之一。」她說,《聖經》有談到一個大多數人都不會去重視的土地運用規則,就是「安息年」的問題,土地運用六年後,第七個年頭需要休息,停止耕種。

「這個觀念延伸下去就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以及不要過度運用土地,再延伸下去就是不要讓城市的發展成為一種貪婪,因為過度發展本身就是一種貪婪的問題。」

「人類是萬物之靈」被過度延伸

黃嘉儀說,「人類是萬物之靈」這一觀念其實被過度延伸,人類有時候過於主導了地球資源的運用。她說︰「聖經有說到,人只不過是管家的身份,從而管理這些資源,然而,人類卻以為這些資源是自己的。」由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填海造地便成為澳門增加土地資源的慣常做法。黃嘉儀認為,過度的填造地實際上扼殺了其他生物的存在,需要適可而止。

「我們以為自己可以主宰所有的資源,其實不是。澳門的物種越來越少,雀仔糴得就糴,海豚糴得就糴,其實是可悲的事情。」

賺盡每一分,基層弱勢吃苦果

城市的過度發展,讓澳門24小時無休止地運作,賭場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她認為,賭場中不休息的工作文化,對人類來說是不合理的運作,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很多人無論「生理心理的病都出曬嚟」。過度發展,意味著「賺盡每一分」,她說︰

「你賺盡的是來自誰的錢呢?發達國家的開發,有法規,有環保,但是最終的態度不是環保的話,最終需要第三世界的人民吃這個後果。我們的情況也一樣,一定是基層、弱勢的人吃這個後果。」

有錢人便遠離這個地方。

基於愛,我們需要了解周遭更多不公義的事情

黃嘉儀接觸到不少的群體都是70後,已經擁有住宅物業的中產人士,因此,可能不太關心現時的80,90後無法上樓的的苦況。她說,這個群體可能會做多一些善事,對某些事情發了聲,就認為自己關心了社會,感到滿足。但她認為,這是不足夠的。「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很清楚在不公平的政策下,有很多人受到傷害。澳門的情況可能未必是無得食,但是澳門人整個人生規劃的流動被切斷,沒有了可能性,只能向外走。有些在資源上比較好一點的話,可能會為了發展人生規劃,不能留在澳門,這對澳門是一個絕大的損失。」黃嘉儀認為,人如果只顧自己,其實很多事情未必需要知,只需要知道關乎自己利益的問題。然而,「神叫我們愛世界,基於愛,我們是否應該需要了解多一點,我們周遭所發生的問題,有無人因為這些事情而受到剝削以及侵害。」

勇於說為政者不愛聽的話

她說,聖經要人們關顧弱勢,但同時亦不能偏坦弱勢,需要在當中取得平衡,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基本保障。「個人來說,我並不傾向全福利政策,因為這會使人減少了自己的責任,過於依賴政府,當政府揸住條
水喉的時候,你的話語權就少了。例如現在的社福機構,百分之一百的資源來自政府。」黃嘉儀說,當代教會比較忽略了堅持理念,勇於說為政者不喜歡聽的說話。教會只是充當醫治者的角色,而沒有在人們被制度
傷害前給予幫助,制止事情的發生,又或者制止事情惡化。她認為這是信徒值得反思的。

澳門的發展既悲又喜

對於澳門的發展狀態,黃嘉儀覺得,「悲觀得嚟又樂觀」。她說,悲觀的是制度上很難改動,越是前線的人越想守正,當中的無力感越強;樂觀的是仍有一群年輕人努力打拚,雖然他們的方式未必每個人都同意,然而從交流中黃嘉儀了解到這些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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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這樣一群人走出來,在會有很大的傳統壓力,或者被人批評多事,我的角色就是支持一些多事的人,如果要樂觀一點,一定需要形成到這樣的群體,基於自然的義務,沒有一些利益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