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已在熱烈地討論二〇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法，澳門政制卻仍然處於甚保守狀態，予人感覺小城的民主之路很是漫長！澳門大學副教授余永逸認為，澳門民主發展在現階段仍處於停滯不前，主要原因是特區政府未能主動地推動民主有序發展，同時民間社會對民主追求的意向也不強烈。但他指出，如果到民間透過社會運動強烈要求民主時，通常就會產生社會動盪情況，因此為平穩過渡民主體制，政府需要及早先行。他並預期，澳門真正步向民主發展，可能要在十年後。
余永逸接受「論盡媒體」訪問時指出，澳門其實並沒有經過真正意義的持續性民主運動，甚至社會對民主發展也無系統的論述。這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民主派主要工作是教導公眾維護自己權益，以及如何制衡政府等；至於近十年出現自由工會，亦是主力在於爭取勞工權益，然後夾雜一些要政府開放和問責的訴求。「大家概念上是覺得澳門需要民主開放，社會上也有一種反對或制衡政府的力量。但我未見到鮮明的民主運動，或持續性民主運動」。
現實狀況是民間社會對推動民主的訴求並不很強烈，或認為民主不是現在澳門最重要的議題。余永逸舉明顯例子是，雖然現時有年青人和學者站出表述民主訴求，不過社會的反應不大。同樣的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一些參選的年青人和學者，亦未能得到足夠支持進入議會。
不過，余永逸指出，雖則民間社會對民主還未去到強烈要求的階段，但政府有必要主動行先一步，慢慢開放是有利於穩定過渡。否則，如果去到民間爆發點政府才被動地去改革，那就是變成了由社會運動帶動民主化， 這樣狀況「通常會有動盪，社會成本是高很多的」。
這裡還有一個誤區，有人以為澳門現時經濟好，民主不應是重視的課題。但余永逸表示，其實經濟發展後社會呈現愈來愈多矛盾。「 多了社會矛盾，如何解決呢？現在政權持續保護既得利益者，肯定是加深了社會矛盾。（若依然這樣）那就會激發起群眾運動。經濟好是會有壓力（ 推動）去到民主化的」。再是，當經濟一旦出現逆轉變差，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所謂經濟循環，升得愈勁、跌得更慘，（屆時）再突顯社會制度不公平，如何處理呢？」余永逸並認為，現時面對眾多矛盾，政府採取派錢作為另類維穩方法，但賭場會否永遠好景呢？澳門本身並沒有自然資源，萬一賭場的財源「乾塘」時，對突然而來壓力，政府如何處理？所以，愈早主動開放政權是有利澳門長治久安，穩定社會。
顯然，民主內涵不只是限於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和普選行政長官，余永逸指出，在政策制定過程，有沒有民主機制丶民眾參與機制，以及官員問責等等，這些都是民主體制需有的元素。而這些正是澳門所欠缺的。是以，要真正推動民主全面發展，澳門政府和民間社會確實有許多事要做。
余永逸認為，推動民主，政府有三步要行。首先，政府須主動實行透明化。他指出，現在狀態是不透明，政府不願將一些資訊向公眾交待，同時官員也沒有能力傳遞訊息。而推行高透明度，這讓市民知道發生緊什麼事，是為取信於民的基礎。再者，在愈高透明度下，官員需更小心處事，這亦有助政府內部制度的改善。而這一步所牽動行政改革將涉及許多層面工作。第二步，在實行資訊開放後，讓公眾有更大參與，尤其要把不同意見人士和反對派吸納到體制內。第三步改革選舉制度，但相信這步的門檻頗大，政府需要有大決心。余永逸亦指出，在之前的政改雖然增加了特首選委會人數和立法會議席，但未能很大程度地改變選委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卻只是鞏固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力，而不是擴大代表性一一這會令到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愈拉愈遠、之間鴻溝愈加大。因此，下一步政改必須切實推動真正的民主政治發展。
不必諱言，同樣地，民主派的新澳門學社內部也出現了較激進與穩陣的不同路線之爭，余永逸表示，學社出現這樣矛盾也是正常的。這也是社會現況的折射。他甚至認為，即使學社出現分裂也不是壞事，因為為此可能讓社會趨向多元，而當社會多元化時則話語權就更多些。
他並認為，澳門是需要有較進取力量去推動政治改革，「拖著保守派走」。不過，在進取與保守的兩股力量各走極端狀況下，現在是極需中間力量去接力，從而促使民主穩妥發展。而中間力量其實已開始出現，只是尚未明顯發力，社會也未準備好。「我不期望現有的保守力量以大多數佔在體制內。希望是愈來愈多中間人士、支持自由體制人士進入立法會或體制內，去拉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