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這座臨海小城市，在回歸前後經歷不少重大變化：葡萄牙人逐漸撤離，在離開前大興土木，留下不少標誌建築；特區政府成立，整頓城市面貌並推進更新發展；賭權開放，金碧輝煌的大樓拔地而起⋯⋯澳門像被按下快轉鍵，熟悉景物稍縱即逝。
在那段黃金歲月，有人不願讓這些風景消失。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本地藝術家黃肖萍扛起攝錄機，拍下未有大批遊客的噴水池、澳門機場落成、冠男茶樓結業、青洲木屋區遷拆等歷史場景。回顧她的作品，彷似打開一本飽經滄桑的相簿，足見當時人們的生活型態。
以攝錄機留住時代的縮影，是她的使命，也標誌她創作生涯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階段。
初遇黃肖萍
記者初遇黃肖萍的作品，是在今年（2025）由本地藝團「拍板」所舉辦的一次實驗影像放映，看到她最新作品《還記得我嗎？》
燈暗之後，銀幕上出現澳門回歸前新馬路一帶的日常景觀，行人慢條斯理，城市未有太多高樓；又有機場落成典禮上的宗教儀式，觀禮的官員滿臉笑容，像在迎接一個嶄新的世紀，亦有對城市發展的樂觀。作品畫面充滿雜訊，時斷時續，人們的臉被遮擋一部分。在今天城市的景況而言，顯得有些詼諧，又有些難以言表的懊惱——似乎不只懷舊，更是「回不去」的情懷。
這是一部十分獨特的錄像作品，具有相當的實驗性。當時黃肖萍指，影像出自她在1990至1997年攝錄的素材，以Hi 8規格製成，現時仍有大批實體錄影帶尚未轉成數位影片，需埋頭工作並剪輯成形。那是記者首次認識這位視野與敏銳兼備的本地藝術家，才知道，在她多年創作路上，「澳門」始終是重要的組成。
近日，黃肖萍剛完成個人展覽《追夢 · 築影 ——黃肖萍影像作品展》，回顧求學時期至今多幅美術作品，以及在澳拍攝的紀錄影像，讓一眾舊雨新知得以重探其作品中的靈光、對城市的深入觀察。
拍攝源於一念間
黃肖萍：當時無人做，我就去做
「拍紀錄片的意義⋯⋯很多時候是我覺得那樣東西將來可能會消失，或者那樣東西重要，而將來（重要性）會減退。」
早年黃肖萍在法國里昂（Lyon）留學，1993年回到澳門，曾在澳廣視工作。在1994至1996年，她拍得最頻密，其中兩部作品《我們的昨日》及《最後一天》拍攝冠男茶樓，記錄這間傳統茶樓在1996年7月30日下午結業前的最後時光。另一部作品《左鄰右里（青洲）》則耗時十多年，斷斷續續拍攝青洲木屋區清拆前的集體生活型態和昔日鄰里溫情，留守到居民最後撤離一刻。
除了紀實影片外，她亦有不少獨具實驗性的錄像作品，如《光》、《圓》、《「」》、《每天24小時》等。
在去年（2024）出版、由中國內地學者曹愷所撰著作《童貞時代 中國實驗電影與錄像》1中更提及，黃肖萍為「上世紀後期澳門最早的錄像藝術家」，留法期間先後在1988年及1993年完成錄像藝術作品《光》及《「」》，其後1993年回澳，在1995年於葡文書局舉辦本澳首個純錄像藝術展。同年，她創作的錄像裝置《每天24小時》成為本澳首件錄像裝置作品。曹愷更有感：「澳門雖然彈丸之地，卻有各種深藏不露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物。」
黃肖萍憶述，自幼已酷愛觀察身邊景象，喜歡發問「為什麼？」「我是誰？」在法國完成傳播碩士學位回澳後，重新感受自己長大的城市。在電視台工作期間亦多機會到處訪問、瞭解社會的變化進程。
時值回歸前夕，澳葡政府在小城大興土木，建造不少新建築如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機場等。同時，她察覺民生區亦有舊事物正在退場，如冠男茶樓，城內種種觸動她，冀能為本地多做些事，以自己的藝術技能記錄變化中的城市樣貌。
選擇拍紀錄片，對她就像「打籃球補位」，「我見到當時沒有人做，如果當時有人做，我未必會做。」當時較多藝文工作者以靜態攝影記錄，甚少人利用動態影片，而她在留法時已習得錄像的鏡頭語言。「我就拿起部機，去記錄這些將會消失、不會再回頭的畫面。我一直拍，身邊很多拍照的人，但只有一個小女孩經常走來走去，抬住部大機器。」她笑言，更有幾次自己不小心被拍攝發燒友在背後推倒在地上。
對黃肖萍而言，拍攝時的起心動念是很單純、不涉及利益的，自己亦是個「沒有很多『長遠』」、不太計算收穫和利益的人。「我很多事情是純粹一個心想做，譬如紀錄片，我看到澳門的現象是這樣，我就去做。我由頭到尾一直做事，都不是把利益或實用價值放在最前面。」
「我就是看到一些事值得做，我就去做。」
十年記錄青洲木屋區
上世紀末，本地錄像藝術發展尚未成形，當年黃肖萍扛起大部的攝錄機器「一餅餅帶」接著拍，加以觀察、思考，篩選素材，成為帶領本地錄像發展的先行者。有魄力亦有耐力，觸覺敏銳，但她總語帶謙遜、神情溫和，「沒想到原來八十至九十年代那段時間，澳門沒有什麼人去做這些事（拍錄像），我之前也有幾位電影實驗人拍菲林，都是很早期的先行者，但完全沒想到自己也會變成其中一個先行者。」
談到在澳拍攝的作品，黃肖萍指，已有一段時間暫停拍片。目前最想完成的是儘快將以往拍攝青洲木屋區的素材整理剪輯好，日後希望在青洲坊舉辦放映或展覽，重現木屋區的生活。相信青洲坊也有不少以往生活在青洲的原居民。
青洲木屋區是黃肖萍拍攝時間最長的項目，跨度十年。起初兩位在青洲木屋區居住、服務多年的法國修女帶著她一起進入社區。
她記錄到2012年，直至最後清拆剩二十多間屋，並留守到最後一位居民離開。「最後那天是拆到灶記咖啡檔，我遲到，（到達已）拆了，留守到最尾。有個婆婆是最後才走；有個伯伯我由很久以前，七八年前一直訪問他，訪問到最後時他不捨得搬走。⋯⋯最後我爬到上去對面大廈最頂處，拍攝最後青洲的樓，那段時間的片還未剪出來。」
過去，藝團「牛房倉庫」的藝術總監李銳奮曾幾度策劃與青洲相關的展覽和活動，黃肖萍亦帶著作品參與展出。當年得知政府開始清拆青洲木屋區，她更專注於觀察社區內的獨特處。
她又認為，木屋區內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密、人情味濃，例如在工廠加班的居民，亦會托鄰居照顧他們的小孩，民風純樸且互助互信，這些畫面與現今社會實在大不相同。「我希望讓將來的人瞭解以前的自己。我回看那些片段，可以感覺那個年代是很樸素，他們很信任你，什麼都說，哪年自己出生、在哪裡出生都告訴你。雖然物資各方面很貧乏，但對比之下，人的生活是很放鬆，我覺得很自在，很強烈這個感受。」
以鏡頭力挽「正消失」的事物
當年的黃肖萍拿著攝錄機，走遍大街小巷，拍了不少澳門街道上的日常風景，如街道上的節慶佈置、在噴水池放午飯的葡人、葡文學校上下學的情境。她直言，鏡頭捕捉到這些景象，都是因為意識到它們日後可能不復存在。「現在去噴水池是很多遊客，那時候是很家庭式的（風景），大大小小出街，在那裡散步。」
除了人、物、景，黃肖萍亦拍過觀音堂打齋儀式，正因為擔心這些傳統日後可能從繁入簡、甚至逐漸失傳。對抗「消失」便成了她最原始、也最強烈的拍攝動機。
另一個她著重記錄的歷史地點，則是曾在十月初五街營業的冠男茶樓。在她的作品《我們的昨日》及《最後一天》中，片中茶客、夥計、掌櫃的不捨神情表露無遺，觀者透過快速剪輯的畫面重返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平常下午，進入冠男茶樓的最後光景。
其中片長較短的《最後一天》，畫面跳動節奏更明顯、更剪貼式、閃爍更快。黃肖萍就指，自己在創作的過程中，在剪輯上著重創造性，用畫面、聲音去表達感覺。最想以作品反映舊時代人們的生活環境、溝通與相處的文化，啟發觀者思考和感受。
「我講的是以前的東西，怎樣將以前的東西套進去，讓現在的人反思呢？這是最大的挑戰。我不想平鋪直敍，只好像純粹是回憶的片段，我不想只做回憶的片段。」
然而，回顧過去亦不只是懷舊，亦有對比。她有感現在社會的氛圍對比上世紀末的生機蓬勃和純樸是截然不同。不只澳門，甚至整個世界曾充滿活力。近年經歷疫情、AI時代的出現，自己在面對現今世代亦顯得有點無力招架。
「不求利益，專注創作」
藝術啟蒙之於黃肖萍，是自小學習繪畫。小學時期的她已接觸美術，其後，分別師承著名畫家譚智生和陳學書繼續學畫。在今次個人展覽中，她便巧妙地將小學、初中及高中時期的藝術培養，命名為「觀察」、「覺察」和「洞察」的不同階段。
青年時期的黃肖萍立志到法國升學，在美術系遇到瓶頸時，毅然轉到傳理系，習得錄像拍攝技能，掌握更多實驗錄像的表達語言。在其中一部錄像作品，她以海浪隱喻生命的循環，意味生生不息，亦見她深受東方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影響，將哲理融入到多元價值的創作，同時解答許多對生命的叩問——「人為何存在？」
隨著感覺走，在不同文化裡保持以「新的眼睛」觀察世界，則是她在創作路上探索的心得。
她亦相信，若記錄者決定拿起攝錄機，就已具備一定的使命感、責任和意識，「他已經知道是可以負起這個責任，作為一種承擔和一種使命感。 」以前拍攝時所需的錄影帶不便宜，在不希望浪費的前提下，每個鏡頭拍攝前都必需思考「值不值得拍」。比起上世紀，現時創作工具更輕便快捷，幾乎每人都可拾起手機記錄生活。然而，她又寄語現時的創作者擁有最便利的工具，在拍攝時更需多多思考。
談到藝術為何，黃肖萍又分享自己在法國求學時與摯友、本澳藝術家李銳奮通信的內容。剛到法國那時，自己要在異文化之中重新建立一套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受到李銳奮的提醒：「沒有對和錯，只有一種適合自己的方法。只有表達到你的感覺的，就是你的創作。」意在打破原有在澳門生活時習慣的模式，不單以「對或錯」兩極判斷事物。
黃肖萍又指，「作為一個創作者或一個人，很多事情不能計算得太實在，只看得益⋯⋯你一個心意去做 、一個心意去做，就會有很多點會出現，帶著你一路走，就會有一條路自然出現的了。」
在一個記憶不斷被更改、城市發展以速度取代深度的時代，她的鏡頭提醒我們：城市的故事，唯有人願意繼續觀看、記錄、願意記得種種細節，它才不會貿然消失。
- 曹愷，《童貞時代 中國實驗電影與錄像》，恆河出版社，20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