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澳門正式開放賭權，六大博企相繼進場，但舊有的博彩中介制度與衛星賭場模式也得以延續、擴張，構建出一套獨特且複雜的博彩生態系統。賭收隨之一路飆升，澳門也迅速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賭城，帶動本地經濟高速成長。二〇一三年，本澳賭收更創下3,607.49億澳門元的歷史新高，寫下博彩業黃金年代的巔峰。
然而，繁榮的另一面，是日益難以控制的風險。監管難度隨著產業規模擴大而提高，制度邊界模糊、責任歸屬不清，地下錢莊、洗黑錢等活動時常聽聞。
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言：「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隨著內地經濟放緩、中央加強打貪與資本監管，澳門博彩業也逐步成為整頓對象。現任特首岑浩輝曾直言，過去賭業的高速發展是一場「野蠻擴張」，一業獨大的態勢對澳門長遠發展不利。
在這樣的風向下，三年前，澳門政府大刀闊斧，推出新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新法明確禁止博企與博彩中介之間的利潤分成機制，全面取締由中介主導的貴賓廳體系，並規定所有博彩活動必須由持牌博企負責。此外，新法設下為期三年的過渡期，要求博企需擁有其經營賭場的實體物業，這意味着以合作經營模式存在的衛星場難以為繼。
過去，衛星場曾為不少中小資本提供進入博彩業的機會，業者透過與博企簽訂管理或合作協議，即可經營賭場。如今制度即將落幕，今年六月，政府與博企先後宣佈，相關賭場將於年底過渡期屆滿前結業，或轉為由博企直接經營的場所。首當其衝的，除了衛星場經營者與所屬酒店，還包括長期依賴賭客維生的周邊商戶——藥房、當鋪、食肆、精品店等無一倖免。
影響最為明顯的，莫過於衛星場最密集的新口岸一帶。該區原本並非旅遊熱點，客流量有限，商業活動高度仰賴博彩業帶動。衛星場一旦熄燈，政府所推動的市集、IP活動、打卡點與演唱會等引流策略，是否真能補足人流與商機？若這些措施能見效，為何過去多年政府不斷強調的「引客入區」、「活化社區經濟」政策，始終未見具體成果？
這次博彩業重整，也涉及本地就業問題。受到影響的，不僅是衛星場管理公司聘用的員工，還包括博企派駐人員以及周邊商戶的僱員。儘管政府與博企多次對外強調「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承諾，但在整體經濟復甦乏力的當下，員工面臨的不只是失去工作，更包括薪酬下調、職涯轉向困難與技能錯配等多重挑戰。幾場招聘會或就業轉介機制，難以真正解決這波衝擊。更值得警惕的是，過去幾年博彩中介結業潮所留下的教訓仍歷歷在目。當時大量中介員工突然失業，至今仍有不少人未能穩定轉職，收入大幅減少，生活陷入困境。
隨著衛星場制度走入歷史，澳門博彩業也步入政府所謂「依法、健康、有序」的新階段。六大博企紛紛調整策略，轉向中場市場，主打平民化的博彩體驗，同時擴大舉辦演唱會、體育賽事、展覽等非博彩活動，試圖重塑澳門城市形象。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壓賭」的意圖已相當明確，轉向以「綜合旅遊休閒」的定位方向。這樣的路線是否能真正建立多元而可持續的經濟結構，仍有待觀察。
在這樣的新態勢下，根據博監局的數據顯示，今年首九個月的賭收達1,813.41億澳門元，按年增長7.1％；若升勢持續，今年賭收有望回升至2,400億澳門元。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增幅還有多少空間？北京是否會容許賭收持續攀升？又是否會在賭收過快擴張之際，再次啟動新一輪博彩業政策調控與收緊？
賭與不賭，澳門又該何去何從？
